<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8年4月号。</b></font>
石油大企业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认为高油价时代已经结束。如今它正为快速变化的新能源时代准备大规模革新。<br>
<br>去年3月,荷兰皇家壳牌宣布大举出售加拿大油砂持股。这一将数百万桶高粘度石油抽至地面的大型项目,与其说是钻探,更接近于采掘。壳牌以72.5亿美元出售了这些油砂资产,目的是专注于“具备世界级规模竞争力”的业务。
然而未被提及的背后原因与业务分拆(divestiture)有关。在位于荷兰海牙的壳牌总部,相关讨论秘密进行了数月。这家以营业收入计全球最大的非国有石油企业的管理层得出的结论是,能源产业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转向原本盈利的油砂业务反而可能背上巨额债务的方向。
由壳牌内部分析师组成的所谓“情景”团队得出结论:全球石油需求最迟将在10年内见顶。对于以25年为单位制定计划的业务而言,这实际上无异于明天。使这一顶点提前到来的主因,是价格下降速度远快于管理层预期、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替代能源——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的强势。公司判断,一旦石油需求见顶,油价将开始逐步走低,最终导致油砂生产成本变得无法承受。
这种现象不会是下跌之后必然伴随上涨、如过山车般反复的油价周期。它可能是“石油时代(Oil Age)”本身经历数十年下行的起点。正如壳牌内部日益确信的一句话所言,油价或将“永久性下跌”,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可能到来。
情景团队负责人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在公司决定出售油砂前不久,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上司提出了建议。他用英式口音向笔者转述的该备忘录要点如下:“如果永久性油价下跌成为现实,而公司继续持有油砂,那就‘真的要倒大霉了’。”
壳牌是一家流动性充裕的企业,去年前9个月获利90亿美元。它也是在70多个国家雇用9万名员工的大企业,若按国家计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德国,位居全球第七。此外,公司去年录得2400亿美元营业收入,在《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第七。但如今它正面临生存危机。壳牌得出的结论是“石油需求将在2020年代后期至2040年代后期之间见顶”。因为能源产业正在经历历史性变化:即从石油向电力的转换。
进一步推动这一变化的,是以合理价格替代石油和天然气的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是典型代表。此外,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日趋严格。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际,欧洲、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仍在加快温室气体管控。
如果壳牌无法为这样的新能源环境做好准备,最终可能被“搁浅资产(stranded assets)”困住。可能出现最坏的情景:股东们为地下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勘探投入数十亿美元,但由于需求减少,公司无法通过钻探和销售这些资源获利。
壳牌CEO本·范伯登(Ben van Beurden,59岁)强调绝不会让那种局面发生。在海牙总部办公室进行的采访中,他表示“我们会很好地适应”。
问题在于,这家石油大企业未来的方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范伯登坦言苦恼:“过去我们探索的路径是有限的,保守的方式行得通。但如今的问题是,已很难再准确预测未来。”
因此他正在下大胆的战略赌注。如果奏效,范伯登将能够按照石油不再是经济主要能源的时代要求革新公司,把壳牌从巨型石油企业转变为巨型能源企业。
他的第一项举措是大幅削减运营费用,这是为了在石油时代走向终结之际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多利润而布下的伏笔。壳牌预计全球对天然气的需求在未来数十年将持续增长。但范伯登一直在收缩投资组合,只留下即使在油价仅为每桶40美元、远低于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也能盈利的项目。<br>
<br>壳牌已出售了包括油砂在内的、被判断为不符合低运营费用标准的数十亿美元价值项目。同时,公司也在精简深海石油钻井平台和内陆页岩气项目。考虑到壳牌长期以来更看重工程技术上的自豪感而非成本削减,这显然是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变。此外,壳牌在过去两年裁减了员工的12%(1万2500万名),其中大部分人原本以为自己进了终身职场。裁员至今仍在继续。
范伯登的第二项战略更为艰难。他希望成为真正意义上首家全球性企业,力图将壳牌的地位强化为主要能源大企业。尽管曾有进军可再生能源领域失败的经历,他仍要推动更全面的进入,最终成为售电企业。壳牌正在北海建设海上风电场,并在阿曼和加利福尼亚参与建设太阳能发电园区的联合体。公司还收购了欧洲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企业和英国的一家电力供应公司。
从壳牌这一巨型企业的背景来看,这些目前还只是小动作。公司表示,计划到2020年将所谓“新能源”的年度支出从10亿美元提高到约20亿美元。若实现,这相当于公司去年估算的总资本支出250亿美元的4%~8%。范伯登斩钉截铁地说:“到了最后的执行阶段,我们会大胆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其构想是通过公司目前用于能源生产、交易和销售的全球网络,生产巨量的可再生能源。
去年11月底,壳牌曾表示,希望将其目前销售的能源产品及经营活动的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到2035年降低20%,到2050年减少约“一半”。担忧气候变化风险的投资者一直要求公司进一步明确并缓解相关风险范围。当然,壳牌反驳称已采取必要措施。壳牌的举措是范伯登试图保全公司能力的一环,指的是即使在后石油时代也能做过去100年一直在做的事的能力:即以有利方式构建并利用能源市场,在每一个环节榨取最大利润。区别在于,未来的壳牌必须更多地运营比化石燃料更清洁的电子相关网络。
范伯登对此解释如下:“这是关于在以电力为主轴的时代如何建设一个全新产业园区的问题。我们不会只从试验的角度去接近它。我们会带着在这一领域必将成功的信念去行动。”
壳牌的激烈动作充分说明石油业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首席分析师西蒙·弗劳尔斯(Simon Flowers)分析称:“能源市场变化的速度比预想快得多,因为具备竞争力的燃料价格正在下降。”他预计,最早从现在起10年之后、而“肯定”在2030年前后,全球对汽油和柴油燃料的需求将见顶。“必须用其他能源替代核心商品石油和天然气的时代本身到来,就是一项巨大课题。要解决它需要很多时间。要在还有能力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同时,也不能让公司现在的股价跌得太多。”
其他主要石油公司也在尝试这种转型,但情况并不轻松。法国石油企业道达尔(Total)2011年以13.7亿美元收购了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公司SunPower 60%的持股。2016年又以11亿美元收购了法国电池制造商Saft。此后SunPower股价跌至收购交易价格的一半以下。最大原因是太阳能领域和电池业务的竞争变得极为激烈。挪威的Statoil则利用其建造海上石油钻井装置的专业能力,投资于海上风电场以及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的研究。<br>
<br>随着替代能源的崛起,遍布全球经济的既有产业也在重组。随着许多客户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配电网能源销售减少,主要电力生产商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以阻止亏损。就在不久前还讥笑电动汽车是虚妄之梦的汽车制造企业,如今也在迟迟地为生产电动汽车而发力。
这些企业没有预料到能源革命,至少不知道会进展得如此之快。让壳牌不重蹈这一覆辙,正是统管情景团队的本瑟姆的任务。
今年59岁、出身牛津的他在公司内被称为“本瑟姆教授”。实际上他看起来也更像教授而非高管。笔者造访其办公室那天,他身穿宽松的灰色西装、脚踩运动鞋,独自坐在椭圆形桌前,在平板电脑上匆匆记录着什么。
铺着红色地毯的办公室一侧墙边插放着数百本书。另一面墙则摆满了文件和工艺品。其中一块铭牌里嵌有渡渡鸟的图画。荷兰船员在17世纪的毛里求斯岛上首次发现这种鸟。但栖息地遭破坏后,这种鸟灭绝了。这块铭牌等于是在警告:“一度繁盛的鸟”因环境变化受到冲击、未能应对变化而迎来灭绝的命运。这块铭牌在过去40年间一直在壳牌的情景团队负责人之间传承。
本瑟姆强调:“让壳牌不走渡渡鸟的路,就是我的任务。”<br>
<br>他表示,5年多前,他“开始向管理层提示可能对石油业务产生极端影响的经济变化”。其中就包括电动汽车的崛起。其预测是,在石油以每桶约100美元销售、汽油价格同样高企的情况下,充电式汽车的销量将超过燃油车。但在当时石油产业的繁荣期,壳牌的部分员工把这种担忧一口否定为夸大其词。
此后在2012年10月,范伯登从壳牌化学品事业部晋升为负责石油产业下游部门(downstream)的高管 *译注:石油产业一般分为上游部门(Upstream)和下游部门(Downstream)。上游部门指原油的勘探、钻探、开发、生产阶段,下游部门指其后的原油运输、炼制、石油产品销售及其他环节。其中他还专门负责汽油销售业务的一部分。本瑟姆记得范伯登向他和团队提出的问题:“如果做极端预测,电动汽车能多快占领市场?”
自2014年1月1日起,范伯登出任壳牌CEO。他任期的头9个月,油价在约90~100美元之间保持稳定。但从秋天开始暴跌。到2016年2月,油价一路跌至每桶29美元。
然而在油价下跌的同时,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加。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以下称IEA)数据,2014~2016年电动汽车销量从32.3万辆
增至75.3万辆,增长一倍以上。与此类似,2015~2016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全球电力中的占比也从4.5%上升至5.2%。考虑到仅一年这么短的时间,这是大幅增长的数字。替代技术的价格也越来越低。
另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数据,2010~2016年美国国内家用太阳能系统和风电场所生产电力的平均成本下降了约60%。能源专业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分析称,同期一般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价格也下降了73%。
2016年底,本瑟姆及其团队直觉到能源市场内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比又一次暂时性油价下跌更为深层的变化。
本瑟姆深知一句切中要害的话足以撼动跨国企业思维方式的力量。于是他开始在公司内部把国际石油产业的新时代称为“极端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之一。这一说法因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当年年初出版的著作而广为人知,也借用了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思想。
从2016年底到2017年初,本瑟姆的团队构建了4种情景,以帮助壳牌今后穿越极端不确定性。公司称之为“四个世界(Four Worlds)”。
这些情景被图示为四个象限。一个轴是全球能源需求。另一个轴是减少化石燃料需求的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及其他替代能源技术的渗透程度。
据壳牌的模型,若高能源需求与低技术的组合成为现实,全球石油需求的顶点预计要到2040年代末才会到来。按这一情景,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远大于现在。石油、煤炭、天然气将各占总需求的四分之一,太阳能和风能合计约占5%。壳牌把这一情景称为“聚焦当下(Live Now)”。
但若低能源需求与高技术的组合成为现实,全球石油需求最早将在2020年代中期见顶。到2040年前后,全球能源需求增速将远低于此,石油和天然气将各占总量的25%,煤炭占20%,风能和太阳能约占15%。整体能源规模也会缩小,因为能源效率将大幅提高。这是对壳牌业务冲击最大的情景。公司为这一情景取名为“新世界集团(Brave New World)” *译注:指改善人们生活但同时引发其他问题的社会或状况。
壳牌并不知道这4种情景中哪一种会成为现实。这正是公司面临的困境。
仅仅10年前,全球能源业界关心的还是即将到来的石油供应顶点。因此,接受未来30年内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最高点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令人惊讶。然而更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即便是石油业的老手也不知道那个拐点会在2020年代还是2040年代——也不知道究竟哪种能源会替代石油的位置。
盖伊·奥登(Guy Outen,57岁)是一位留着短发、精通摩托车的澳大利亚籍战略高级副总裁。他的分析正在帮助壳牌更清晰地预测未来。奥登分析认为,能源格局已从“复杂的层面转向复合的维度”。
1971年以后,全球能源这块饼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但化石燃料占比的相对规模一直保持在约80~85%的相当稳定水平。据奥登说,这是一个“复杂层面”的世界。变量清晰,“只要算得好、头脑聪明”就能得出答案。
然而那个“复合的”世界维度不同,而且更加晦暗。在这个世界里,连预测的最基本轮廓都不清晰。奥登解释说:“连整体方向都不确定,而通向那个未来的路径又有多条。”<br>
<br>壳牌在选择今后路径的同时,正试图为押上数十亿美元的赌局准备对策。也就是说,如本瑟姆引用的经济学理论所言,壳牌的课题是“把最大的后悔最小化”。
对策从公司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效率化开始。对象是过于庞大、难以驾驭且危险的业务帝国。在墨西哥湾一侧的得克萨斯海上、巴西一侧大西洋海底2英里处对油井进行极为精密的钻探作业便是典型。其中还包括大型液化天然气工厂,其中之一位于卡塔尔海上。统管壳牌“上游部门”即勘探及生产活动的安迪·布朗(Andy Brown)把这座工厂描述为“漂浮在海上的、人类所能建造的最大之物”。该业务部门还涵盖北海的老化项目、从得克萨斯延伸至宾夕法尼亚地区的大规模页岩气田,以及遍布地球的4.3万座加油站,这是比麦当劳或星巴克更大的零售网络。
一些环保乐观论者把这些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本身描述为“化石”,即因可再生能源而很快将变得不必要的遗物。但范伯登将其一口否定为“根本性的经济胡说”。大多数能源分析师也赞同他的意见。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如果各国政府引入环保政策,到2020年前后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最高值。IEA预计,即便这一预测真的实现,到2040年石油在全球能源中的占比仍将在23%左右。当然,这比2016年的32%大幅下降。也就是说,即便石油需求见顶,石油时代仍有可能延续数十年。但要在这一潮流中持续获利,今天就需要大胆行动。
还要考虑到,即使一切按计划推进,壳牌的大型能源项目也可能在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无法盈利。而且可能需要100亿美元的前期投资。最近壳牌扩展了既有的会计方式,以决定投资哪些项目。这是一项尚不稳定但预期未来影响巨大的举动。
传统上,壳牌一直重点考虑项目的“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预期,即一个项目现在能带来多少收益。在“明天与今天没有大差别”的假设下,这是合理的计算方法。但壳牌判断,今后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必须适应油价维持“永久性低位”的可能性。这正是它开始使会计方式多元化的原因。其中通过一种被称为“价值—投资比(value-investment ratio)”的方法,衡量一个项目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目标利润,油价至少需要达到多少。
壳牌上游部门总负责人布朗解释说:“我们在为低油价时代考虑项目的复原可能性。这是与以往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海牙集中着壳牌的高层高管,那么休斯敦办公楼里则有大量壳牌引以为傲的工程技术人员。沿着休斯敦西部的12车道高速公路路段,众多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在柏油路两侧长长排开。这一地区被称为“能源走廊”。壳牌深海业务的大本营——大规模办公园区就坐落在此处。
这里的D栋大部分是墨西哥湾团队。建筑内墙被多到令人不好意思的石油相关照片覆盖。地板和天花板上也能看到海上钻井装置的华丽照片。柜台上的文件柜里塞满了钻井工人的玩具,那是各种类型的水下阀门和配件。<br>
<br>如今壳牌把这种文化摆上了锐利的会计手术台。第一个“患者”是被称为Vito的一个曾被看好的墨西哥湾石油项目。
Vito最初设计于油价约为每桶100美元的2014年初。壳牌的工程师们对这一项目给予很大分量,为了确保在海底顺利钻出石油而不惜成本。然而2015年油价开始暴跌。此前在技术上堪称惊人的Vito项目,沦为过度自信产业的典型,变成了昂贵的遗物。
在油价持续下跌的那年秋天,瓦埃勒·萨万(Wael Sawan)被任命为壳牌深海部门副总裁。他在迪拜长大,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后曾在高盛担任投资银行家。当时萨万41岁。
Vito的设计基于油价长期维持在每桶80美元线的大致假设。2016年初这位新上任的年轻副总裁向团队成员强调:“除非把Vito效率化到即使油价不超过40美元也能盈利,否则这个项目就跟死了一样。”壳牌的新星萨万回忆当时说:“以那种状态的油价,我无法走到执行委员会面前,请求公司管理层像过去那样投资Vito。”
此后约一年间,他的团队大胆整修了Vito项目。他们把平台的“上部荷载”从4万吨减到8900吨。此外,为了在主输油管堵塞时平台仍能继续抽油,取消了海底的辅助输油管(壳牌强调,即使管道堵塞也不会影响安全,只会打击产量)。公司方面期待,在石油需求见顶时,新的Vito项目能维持适当规模。
挽救Vito的努力充分说明,尽管能源业界困难重重,深海石油业务为何仍得以维持。深海项目必须进行大规模前期投资。但此后在项目推进的整个期间会派生出巨额现金收益。范伯登表示,即便在石油需求增速放缓的时期,这也是“并不算太糟的位置”。
壳牌执行委员会预定在今年初决定,在今后的效率化工作中是否继续推进Vito。萨万说:“祝我们好运吧。”
追求稳定的壳牌有一个声名不佳的业务领域。壳牌的一位前任CEO把对可再生能源的早期投资和试验性战略描述为“烧焦的锅(pots on the fire)”,意思是壳牌迟一步伸手去碰正火热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结果被烫伤了。
壳牌也曾投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但得出无利可图的结论后迅速撤出,等于太晚才意识到这一领域制造竞争激烈的事实。公司还投资过风电场开发,但判断该业务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深海油井、属于无意义的投资,此后便撒手不管。壳牌也曾关注氢能。但当监管当局掌握到公司寡占储备油的事实后,公司在2000年代中期中止了这一领域的投资。此后壳牌重新专注于它认为真正重要的业务领域。
范伯登说:“以前也有过类似尝试。结果留下的伤痕依然存在。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成功的。也有一些相当不错、但因为认为不会成功而放弃的。所以总体而言,过去的业绩不能说非常出色。”
他从过去的失败经验中得到一个基本教训:壳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从战略上看待这一领域。结果应对过于消极、粗糙。对需要的对象投入太少,对不必要的对象反而投入太多。<br>
<br>范伯登说,如今壳牌身上押的东西太多,已不可能重复同样的错误。他预测:“本世纪后半期能源系统的一半将由可再生能源占据。”“其中大部分将是太阳能,风能则会处在多个主要细分市场。因此,如果壳牌要参与(将占据能源系统最大比重的)非石油、天然气领域,就必须在这样的价值链上具备竞争力。”
壳牌如今正式投身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电力领域,还怀有构建全球性清洁能源发电系统的宏大抱负。
然而从外部看,这一战略虽有活力却缺乏一贯性。例如,壳牌参与了在阿曼和加利福尼亚建设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园区的联合体。他们的目标是最大化石油产量。这些太阳能发电园区正建在老化油田附近。这些油田枯竭过度,要把剩余石油抽到地面需要注入蒸汽。从历史上看,制造这种蒸汽必须燃烧天然气。如今壳牌参与的联合体将用太阳能来生产它。
壳牌更为大胆的计划是在燃气发电厂附近建设太阳能发电园区。通过构建混合发电系统,壳牌可以进行新能源套利交易 *译注:在一个地区买入、在另一地区高价卖出的方式:即对不同时段的发电量做差别化处理,利用多种能源来源实现利润最大化。壳牌已在澳大利亚开始首次运营,并计划持续扩大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壳牌正利用在海上建造巨型设施的经验开发海上风电场,因为它认为风能将成为下一个主流能源。实际上壳牌曾投资位于荷兰北海、名为Borssele的大规模海上发电项目。如今它想出售那里的持股,转而投资其他海上风电项目的初期阶段,即收益性最高的阶段。公司关注的风电场中包括荷兰水域、其他欧洲国家水域、台湾水域、美国东部海上的发电园区等。除了建设风电场,壳牌还计划交易在那里生产的电力。通过这一点,壳牌的交易企业能获得更多收益,最终也将有助于减少碳足迹。
壳牌也重新在氢能上投入力量。这一计划是在德国全境设置400座加氢站的试验的一环。壳牌认为,这项获得德国政府补贴的业务最终将形成能创造新利润的大规模市场。公司预测,长期来看氢将成为全球清洁能源网络的中枢。事实上氢不是能源来源,而是承载能源的媒介。壳牌的计划是在生产成本低廉的地区生产风能和太阳能,用它把水分解为氧和氢,然后将氢液化。(与液化天然气交易时一样)把这些液化氢运往能源不足的市场,再通过氢燃料电池转换为电力即可。拥有交易企业和大型船舶的壳牌期待,能够在能源需求最大——因而能源价格最高——的地方,稳固地确立自己作为氢销售企业的地位。
壳牌也在进军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业务。公司去年10月收购了NewMotion。这家荷兰企业在欧洲运营着3万余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并为订购其服务的电动汽车车主提供另外5万处充电站的接入权。壳牌不愿公开收购价格,但按公司标准这是小额投资。据2016年会计资料,NewMotion录得营业收入1350万美元和410万美元亏损。<br>
令人惊讶的油价 新世界集团:随着持续10年的高油价时代落幕,石油产业在过去几年受到重大打击。壳牌现在 必须向股东提出即使油价无法回到以往水平也能盈利的办法。 <br>壳牌在12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一笔收购,即收购总部设在英国的商用发电及天然气业务公司First Utility。双方未公开交易的具体内容。
部分大型养老金基金及资产管理公司一直批评壳牌的举动,称其没有充分考虑在需求见顶、碳监管的负面影响显现时被搁浅资产困住的可能性。担忧在于,一旦失手,未开发状态的“黑色黄金(石油)”可能无法以盈利价格出售。
当被问及对这类批评的看法时,范伯登一口否定称“这模糊了问题的本质”。他强调,为降低搁浅资产风险,壳牌正在减少投资组合中的化石能源。但同时他表示,已指示公司内部分析师测算计划失败时公司将面临的风险。他提出的问题如下:“如果世界正以当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这一点未反映在决策过程中,那么会有多少价值暴露在风险之中?”据壳牌称,这项研究结果将在4月出炉。
那天下午,笔者离开壳牌总部时看到的是陈列在大厅里的一块门板般大小的方形岩块。那块岩石中嵌着十余枚扇贝和蛤蜊化石。扇贝壳是壳牌的标志,据说1800年代初公司初期成员中的一位曾以家族生意的形式经营装饰用贝壳交易。此后石油时代到来。如今即将到来的能源转换期,将引领壳牌真正的飞跃。
如果管理层能顺利穿越今天能源业界的变动,壳牌今后还能把生意经营好一个世纪左右。从贝壳转向石油的壳牌业务接下来会转向何种资源,无人知晓。太阳能还是风能?或者会是另一种能源来源?
反过来说,如果壳牌无法在这一转换期存活下来,日后或许会像渡渡鸟一样被人引用。<br><br>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JEFFERY B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