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商业化的电动汽车鼻祖,并非广为人知的美国特斯拉“Roadster”,而是通用汽车(GM)的“EV1”。它早在20多年前的1996年就已上市,堪称电动车的始祖。当时GM电动车的出现,源于1990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制定的“零排放车强制销售法”。为减轻严重的城市大气污染,该州以立法形式要求汽车制造商销售一定比例以上的环保车。GM的电动车不久便从市场上消失,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部促进电动车销售的法律让公众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当然,韩国目前尚无环保车强制销售制度。国内汽车企业并不主动推荐电动车,消费者自然也不去寻找,而企业也没有理由费力生产消费者不关注的电动车。正因如此,有人尖锐批评称,“柴油门”的始作俑者大众汽车,在有环保车强制销售规定的美国销售电动车,而在没有相关法律的韩国只卖“尾气造假柴油车”。这一指摘虽有些跳跃,却并非毫无逻辑。因为在意油耗的消费者会选择柴油车,而汽车企业则追随市场。大众曾遭韩国政府的停止销售处分,去年在韩国的销量官方记录为零。而今年重启销售的大众推出的新车型,又是柴油车。
用税金支持老旧柴油车提前报废,若拿这笔钱再去购买柴油车,实属荒唐。这种不合理的结构至今构成了环境政策的根基。在解决雾霾问题上,环境政策忙于先体谅“污染制造者”的立场与处境。最近首尔市发布方案,计划自今年下半年起,在雾霾严重的日子限制多达220万辆老旧柴油车驶入首尔。在被评价为强力紧急对策的同时,要求给予例外的呼声已纷至沓来。然而例外越多,政策实效性就越低。
由于政策的局限性,环境对策始终是空洞的回响,最终归结为雾霾达到“差”时记得戴口罩这样的各自求生。政策若要获得国民支持,首先应引导污染制造者接受环保监管。此前一直主张来自中国的雾霾对韩国大气污染具有绝对影响的韩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如今也应予以修正。政府一直声称是中国造成的,如今却又强迫企业和普通民众减少雾霾,这只会招致反弹。若因客观数据不足而无法促使中国改变态度,那么先尽可能采取我们能做的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再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要求,要有利得多。中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比五年前改善约30%的调查结果,不仅中国政府发布,海外研究也接连公布。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到什么时候? hw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