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2年)的加里·贝克尔把结婚、生育等家庭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他获奖时,一些女性团体指责贝克尔的研究反女性,据说还讨论过是否在颁奖典礼现场举牌抗议。贝克尔把结婚的目的视为夫妻共同消费的最大化,在1970年代当时,被当作Leedan也不奇怪。但正因为他尝试触碰这种“不便的真相”,此后关于结婚、同居、离婚的经济学分析才成为可能。
贝克尔认为结婚的理由在于专业化与分工。收入较高的男性专注于赚钱,女性专注于家务,从而提高夫妻的总收入。据此,高收入男性与全职家务女性结合效用更高,而高收入女性的结婚诱因则变小。但随着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市场、收入提高,传统的婚姻结构发生了变化。
女性收入增加后,其在婚姻中的谈判能力上升,便有余裕投入足够时间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伴侣。探索期变长,同居自然增加,结婚年龄也随之推迟。上世纪1980年代以来同居在西方成为主要婚姻形态,与此不无关系。如今西方非婚生育率接近50%左右。相反,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既没有同居文化,也没有婚外生育文化,因而呈现出不婚、晚婚、低生育的特征。
韩国1990年女性大学升学率为32%,2005年骤升至81%,2017年仍维持在73%的高位。从大学升学率的男女比重看,1990年男女为55比45,2017年为49比51,女性略高。相应地,男性就业率与女性就业率1990年分别为75%、52%,男性高得多;2005年为62%与60%,趋于接近;到2017年分别为55%、59%,20多岁女性就业率已超过男性就业率。
由此,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年龄从1997年的26.9岁推迟到2017年的31.6岁,晚了4.7年。按年龄段看生育状况,2007年25~29岁女性每1000人生育96人,2017年降至48人,减少了整整48人。30~34岁女性原为生育101人,2017年为98人,减少3人。相反,35~39岁女性仅从26人增至47人,增加21人。
据称韩国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05人。这意味着每一代生育人口减少一半。未来的出生婴儿数,只要把A4纸对半折一折就能想见。这是因为未能适应急速的经济社会变化。韩国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压缩式增长。收入增长之快在联合国数据中都属罕见,女性进入社会也在短得可怕的时间里急速实现。随之,结婚中专业化与分工的诱因也在迅速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快速变化,或许在所难免。正如工业化时代修建京釜高速公路那样,在生育方面也必须先行构建基础设施。只是,比起无差别的数量攻势,更需要依据经济诱因的选择性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