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到近来兴起的“我也是”运动相关事件,令人感到痛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远比这更广泛、更严重。问题在于,这场“我也是”运动如何在社会结构层面结出果实,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更加性别平等的社会。
与“我也是”运动相关的事件,源于我们社会至今仍被编排为以男性为中心的强势权力结构,是一个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社会。在2017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玻璃天花板”指数中,韩国自2013年首次发布以来,一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垫底。玻璃天花板指数是就业、晋升、薪酬等经济指标的综合,瑞典、挪威以80分并列第一,韩国以23分排在最末。瑞典、挪威的女性就业率在75%左右,与男性几乎没有差距,而韩国女性的就业率仅50%多一点;瑞典、挪威的男女工资差距在10%上下,而韩国女性的工资仅为男性的60%左右,这一项同样在OECD国家中以压倒性差距垫底。以董事会女性高管比例作为晋升的一项指标来看,瑞典、挪威在40%左右,而韩国仅为2%。其中还有一半是妻子或女儿,因此韩国女性实际担任董事会高管的比例仅在1%上下。据达沃斯论坛(WEF)的数据,韩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在144个受调查国家中排第118位,这绝不令人意外。
在家庭育儿与家务方面,韩国与北欧的差距也非常大。在职场工作后回到家,又要“独自承担”育儿和家务、饱受双重劳动折磨的韩国女性有多少?在北欧,男性休育儿假照顾孩子普遍到催生出“拿铁爸爸”一词,而韩国男性则因工作和酒局疲惫不堪,在家只会操作电视遥控器,不是吗?问题在于,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大体上会沿袭家长制作风,并在自己一代加以再生产。当前发生的以权力为背景的性暴力与性别歧视,自然也在这种家长制土壤中被再生产。
如何切断家长制再生产的链条?最重要的是女性对性别平等的认识与抗争。没有哪个国家是在女性没有抗争的情况下实现性别平等的。不容忍任何性别歧视的女权运动必须在社会各处蓬勃兴起。不仅如此,短期要靠积极进取的立法,长期要靠教育来实现性别平等。就前者而言,可以比较瑞典与挪威的情况。为提高被视为男性最后堡垒的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瑞典与挪威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挪威通过立法,瑞典则相信女性的能力,选择了社会公共讨论的路径。结果,目前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挪威超过40%,瑞典则不到40%。从国际研究结果看,女性经营者比例高的企业股价更高,女性高级公务员增加时,公正性、透明性、效率会提高而腐败减少;由此看来,我国也有必要从女性进入较为薄弱的领域开始,即便通过立法也要加以改善。
从长期角度看,教育很重要,但我国的性教育做得好吗?不久前,教育部提出“女性容易被气氛打动,男性容易被裸体打动”之类的性教育标准方案,引发公愤。这显示出性别歧视和家长制作风多么不加批判地固着在我们的思维中。笔者在瑞典生活27年学到的是,并不存在男人该做的事和女人该做的事之分。虽然男女存在性别差异,但在学校或家庭中因此而歧视或区别对待是不被容忍的。我从未听过“女人竟敢……”“因为是女人……”“女人就是……”这样的表达。也就是说,在我们日常中常见的“微歧视”也很难找到。在穿着与颜色、玩具与阅读、游戏与爱好、性表达与欲望上,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区分男孩与女孩来施教。高中女生也会选择汽车专业、建筑专业、电气专业,虽然少见但有女性管道工,也有男性幼儿学校教师。所有工作都是男女皆可从事的。当社会变成这样,男女的职业选择空间和相互理解的空间都会拓宽,生活由此更加丰富。我们的教育也应怀着这样的愿景,追求性别平等社会。
期待这次“我也是”运动能在家庭、教育以及整个社会掀起性别平等革命。希望所有男性都能明确认识什么是性暴力,从而真正“检点自律”;希望所有女性借此机会明白,不应容忍任何性暴力。进一步希望,在家庭和学校切实推行性别平等教育,并在法律与制度上打破根植于我们社会各处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早日摆脱性别平等指数垫底的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