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7 | 심우일 기자

青瓦台称正在研究……关闭Ilbe为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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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女、地域歧视言论、侮辱已故者……看到这些词,会立刻让人想到一个网站。那就是Ilbe(日刊Best储藏所)。

回顾其过往履历,一眼便可明白为何这个网站是引发社会争议最多的社区。世越号遗属示威时,他们展开“暴食斗争”侮辱逝者便是代表性事件。每逢节日以“表亲认证”为名上传偷拍表妹裸体照片,也让其恶名远扬。对已故总统卢武铉习惯性发布贬损帖文,对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则主张是“暴动”,极右倾向十分鲜明。

针对这样的Ilbe,文在寅政府表示将研究关闭该网站。但也有人担忧,关闭Ilbe可能严重损害自由民主体制的基本权利——“表达自由”。关闭Ilbe与表达自由,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

■五年前的“关闭Ilbe之争”重燃

关闭Ilbe的争论可追溯至五年前。2013年5月,时任民主党最高委员申庆民表示“表达自由也应守住最起码的底线”,并称正在考虑申请“禁止运营Ilbe的临时处分”。但也有反驳意见认为,即便Ilbe危害再大,若一关了之也可能威胁表达自由。

时任首尔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曹国曾表示支持关闭,称“散布虚假事实、否认种族屠杀、硬核色情等表达,在民主国家也会受到处罚”,“对表达自由进行符合宪法的限制是可能的”。不过他也附加条件称“现在就讨论关闭Ilbe还为时过早”,应先由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对恶性帖文作出警告或删除处理。

五年前掀起的“关闭Ilbe争议”再次点燃,起因是青瓦台网站上的国民请愿。

今年1月25日,青瓦台国民请愿留言板上出现了一篇“请求关闭日刊Best储藏所(Ilbe)网站”的请愿。到2月底,超过23万5000人参与了该请愿。对此,3月23日青瓦台法务秘书官金炯延亲自出演Facebook直播表示“将就能否关闭该网站进行全面实态调查”。

五年前在野时赞成“关闭Ilbe”的曹国教授,如今是青瓦台民情首席秘书。这也印证了当年在野阵营中与Ilbe对立的进步阵营,现在手握公权力。因此,“公权力能否关闭Ilbe”这一问题也变得更加现实。关键在于“违法性”。“国家权力只能通过法律来规制各自的表达自由”,这是法治国家的核心原理。要关闭Ilbe,就必须能够证明Ilbe整体的行为属于“违法”。

■“对仇恨言论或名誉侵害的表达自由可以限制”

法务秘书官金炯延23日回应“关闭Ilbe请愿”时,核心也是“违法性”。金秘书官表示:“正如宪法所明示,全体国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不得侵害他人的名誉或权利”,“应通过对假新闻等违法信息的严格执法,保护个人的名誉与权利。”即若“违法信息”致使个人或社会受损,其表达自由可通过公权力加以限制。

金秘书官在判断Ilbe“违法性”方面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提出的“违法信息70%”条款。该委员会对网站全部帖文中违法信息达到70%的,予以关闭或阻断访问。

另一条是韩国大法院的判例。金秘书官表示:“一般以单个帖文为单位判断违法信息,但也有韩国大法院判决认为,可将由个别信息集合而成的整个网站判定为违法信息。”不过他补充称“韩国大法院判例并非只看违法信息比重,而是综合考虑该网站的制作意图等多种因素,认为可以关闭网站”。也就是说,按青瓦台的逻辑,△Ilbe网站上“违法信息”占比在70%以上,且△判断“制作意图”等网站整体具有违法性质,就可以关闭Ilbe。

■Ilbe的“违法性”能否得到证明?

然而按照青瓦台的标准,要断定Ilbe是违法网站似乎很难。因为既难以认定Ilbe上的“违法信息”超过70%,也难以将Ilbe的诞生本身解释为“违法”。Ilbe用户问题众多,但以此为据断定Ilbe整体违法则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规定“违法信息”的法制模糊成为绊脚石。曾任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的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庆信在与本报通话时表示“公权力可以对违法信息抑制表达自由”,但“问题在于将仇恨言论规定为违法的法制并不明确”。朴教授接着表示“Ilbe内确实存在名誉侵害等违法信息,但并未超过‘70%’”,“因此即便由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审议,也很难作出关闭Ilbe的决定”。

也很难认定Ilbe的设立意图具有违法性。朴教授23日在MBC广播《朴志勋的世界和我们》中表示:“(非法)赌博网站或淫秽网站基本上是以淫秽物或赌博内容填满整个空间,带有商业目的,但Ilbe并非如此”,“那里的人是为了交流哪怕在社会上会遭到谴责的意见才登录Ilbe的”。实际上,Sora.net、自主民报等分别因散布淫秽物、违反国家保安法等法律依据而被关闭。

■“鼠博”与“卢考拉”的两难,应以提高“表达”质量的方向解决

每当出现关闭Ilbe的主张,“表达自由”便常被当作保护Ilbe的“盾牌”。一直属于进步议题的表达自由,如今被用作为极右、反社会倾向的Ilbe辩护的措辞,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知识循环合作社事务局长姜正锡在2013年向《文化科学》投稿的论文《〈日刊Best储藏所〉,Ilbe的浮上》中这样写道。

“当各种批判涌向Ilbe时,Ilbe用户们理直气壮地谈起‘表达自由’。也就是说,他们主张自身‘表达自由’的方式,几乎与当年画讽刺前总统李明博的‘鼠博’者被逮捕时、许多进步市民以‘表达自由’为依据加以批判的方式相同。许多人在这一点上无法掩饰困惑。是否应承认Ilbe的‘表达自由’?如果是,其范围到哪里?能否以禁止歧视法为表达自由确立一定标准?”(《〈日刊Best储藏所〉,Ilbe的浮上》,《文化科学》第75期,2013年,296页)

打个比方,这可以说是“鼠博”与“卢考拉”(将已故总统卢武铉比作考拉的贬损说法)的两难。当高呼“鼠明博”的人被逮捕时,手握公权力的是前总统李明博。若文在寅政府关闭Ilbe,就难免出现与前总统李明博时期相同的局面。这正是Ilbe能够躲在表达自由背后的原因。

因此有人指出,与推进关闭网站相比,通过法律基础诱导自净作用更为妥当。姜事务局长在论文中表示:“正如郑在元(国民大学教授)所言,将Ilbe的仇恨言论按类别划分(历史事实、逝者、女性及移居劳动者等少数群体),按事项、按帖文分别进行法律应对,也是好办法。”

“表达自由”很重要,这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事实。正因如此,提高表达质量的方案才更为重要。期待此次“关闭Ilbe”争议能发展为关于表达质量的讨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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