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土地的公共性与合理使用,仅在必要时可作出特别限制或课以义务。”
这是青瓦台22日公布的宪法修正案全文中,提及“土地公共概念”规定的第128条第2款。此前青瓦台将新设该条款的理由归结为“化解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问题”。
修正案公布后,一方认为这是强力抑制投机所必需,表示支持;反对阵营则提高声调,担忧这是对私有财产权的过度侵害。
坦率地说,记者在看青瓦台公布的宪法修正案时不禁疑惑:为何要在引发如此大争议的情况下执着于土地公共概念。房地产相关公法体系由具有一般法性质的“NATIONAL LAND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ACT”,以及由此分支出的城市开发法、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AREAS AN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还有住宅法、建筑法、住宅法、农地法等各类法律构成。然而这些五花八门的房地产相关法律有一个一脉相通的共同点:基本上即便是个人所有的土地,其使用也受到严格的行为限制。法律规定的限制名义正是公益。
对土地使用的各种公法上的规制,依据的是现行宪法第122条(修正案第128条第1款),其中明确规定“国家为作为全体国民生产及生活基础的国土之高效、均衡的利用开发与保全,可依法律规定课以必要的限制与义务”。现行宪法已通过将土地表述为“全体国民的……基础”,实际上明示了土地公共概念。
因此,记者难以认同青瓦台的修宪背景说法,即过去被判违宪的“土地超额收益税”和“宅地所有上限制”是因为宪法缺乏可作“特别限制”的依据。韩国宪法法院对这两部法律作出违宪判决,并非否定土地公共概念,更主要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宪法规定的另一原则,即“比例原则”和“过度禁止原则”。
与此同时,公布的宪法修正案中还有一处表述值得关注,就是“可课以义务”这一措辞。“可以”正如字面所示,并非强制性规定,而是任意性规定。这意味着无论多么特别的限制,最终选择权仍在政策决策者手中。有句玩笑话说“房地产景气周期是10年,政策周期是其一半”,指的是每逢政权更替,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就像翻手掌一样变来变去。文在寅政府将前两届政府的政策180度翻转,正回归参与政府时期的房地产政策。撇开政策对错不谈,面对每五年就被推翻的政策信号,市场大起大落、无所适从。只要本应医治市场失灵的政府反而成为市场失灵成因的情形反复出现,修宪也无法斩断这种恶性循环。
相反,若政府想制定具有持续性的房地产政策,就应把目光从零碎的管制手段转向建设真正到位的基础设施。许多专家认为,参与政府房地产政策中评价最高的并非新设综合房地产税等大大小小的抑制投机措施,而是“房地产实际成交价申报制”。因为实际成交价申报制的引入提高了成交量、价格等房地产统计的可信度,并为构建透明的课税体系奠定了基础。甚至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拔掉了其他所有“钉子”,却对这一制度持续补充、完善,提高其完成度。这样的政策才是真正钉牢的钉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