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3 | 오현환 기자

[郑汝蔚的语言闲谈]不被名片语言束缚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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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对递名片这件事感到羞怯。我心里有另一个永远无法社会化的我。那个羞涩、敏感又挑剔的另一个我,会对平时拼命努力想更加社会化的我低声说:名片,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证明我呢。对于想更亲近的人,我甚至想这样问:不交换名片,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理解彼此不行吗?没有名片,我们不是已经有某种默契了吗?“交感”与“沟通”,难道不是绝不可能通过名片传递的心与心的共鸣吗?我梦想的是一种即使没有作家或文学评论家的头衔,也能接纳并尊重原本的我的人际关系。因为名片上的词语,与其说是真正沟通的语言,更浓厚的是“证明”或“炫耀”的性质。

不过,不愿递出名片来证明自己,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这样的疑问:作家这一职业,究竟能否容纳我那众多的兴趣与多样的身份认同?以写作为生的生活无比珍贵,但不写作的时候,“我”依然是我,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也在大学里教学生,也在男女老少混杂的各种场合演讲,但与教人时相比,学习某种东西时我会感到巨大的幸福。演奏大提琴或画画时,我会感到仿佛重回童年、一切从头开始的喜悦。在排得满满的日程中生活,能学点什么的时间原本就极短,因此那刹那的幸福更显珍贵。若以幸福的密度而论,比起伤透脑筋地写作,做一个纯粹的读者要幸福得多。虽然热爱写作,但创作的喜悦必须通过写作这项艰辛劳动才能获得。我们并非只从职业这一个排他性的领域获得喜悦,而是有权在生活、相爱、学习与工作的种种日常忙碌中感受多彩的喜悦,追求更为全人化、更为整体的幸福。

不久前观看吉姆·贾木许导演的电影《帕特森》时,我发现了一种美丽的人生,它像是“我所梦想的幸福”的朴素答案。帕特森是公交车司机,同时抽空写作。而且既无打字机也无电脑,只在驾驶间歇或休班时用笔写在笔记本上。目前懂得他是优秀作家的只有妻子,但他写作似乎不是为了得到谁的认可,而只是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他在艰辛的劳动中依然更加丰盈地耕耘自己的内心,在任何处境下都不畏缩,即使遇到任何人都会烦躁的情形,也从容微笑着应对。对别人而言只是稍作充电、排解琐碎压力的短暂休息时间,在他那里却化为捕捉日常中如宝石般瞬间、并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璀璨创作时光。他不是被公交车司机这一职业所局限的存在,而是如林中贤者般充满智慧的人,是隐秘而伟大地照亮我们日常的人,是无法被任何社会藩篱所囚禁、如网捕不住的风一般的存在。

看《帕特森》时,我想起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一个无人拥有单一排他性活动领域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能在自己真正想要的领域里重新磨砺自己的社会。一个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牛、晚饭后从事批评,却既不是猎人也不是渔夫、不是牧人也不是批评家,作为“什么都不是”的存在也能幸福的社会。如今需要的,是不必等到遥远未来的乌托邦,而是就在此时此地实践这种生活的勇气。我一有空就写作,没空时也写作,此刻也揉着困倦的眼睛写作,但我希望在“不是作家的时刻”也培育另一种潜能,更炽热、更璀璨地热爱生活。即使生活并不宽裕,也想在有限的环境中寻找属于我的从容、属于我的留白、属于我的避难所,去塑造“无法用任何头衔界定的另一个我”。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必定都住着各自的贝多芬与莫扎特、各自的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鲜活地呼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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