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8年,总统提出修宪的扳机被扣动,政界为此尖锐对立。
19日,文在寅总统指示将修宪案的提出时间由原定的21日推迟至26日。青瓦台留下了这样的可能性:若国会就在6月地方选举时同步举行修宪投票达成一致,则不提出或撤回修宪案;但自由韩国党等野党批评称,青瓦台只为赢得地方选举而推行“官制修宪”。《国会法》第112条第4款规定,总统提出修宪案时,须经20天的公告期,其后国会应在60日内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支持行使总统权限提出修宪的一方主张,总统这次必须有力地证明这是一部关乎人权与民主主义的修宪案,并同时推进能够兑现修宪案承诺的国家体制革新。与此相对,也有慎重论认为,按现在国会议席分布,总统提出的方案被否决几无疑问,因此不应犯下再次错失一次修宪机会的错误。以下刊载双方观点。
现行宪法第128条第1款规定,宪法修正案由国会在册议员过半数或总统提议提出,因此总统提出修宪案在法律上完全没有问题。加之国会内的修宪讨论看不到推进迹象,总统提出修宪案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总统表明提出修宪案的意志,可成为对国会的施压手段,具有促使国会达成协议的效果这一优势。然而颇为矛盾的是,为了在这次机会中实现此前多次流产的修宪,不能不对总统提出修宪案提出慎重论。因为若在国民眼中修宪的提出过程与内容显得单方面,就与统合与协治的时代精神不相称。不过也不能不指出,在总统选举前夕谁将当选尚不可知的“无知之幕”状态下,候选人们承诺过修宪讨论,如今野党却不予配合或欲使其流产,这种态度是不负责任的。
当前修宪讨论的主要争点,不应是是否修宪,而理应是修宪的内容与范围。距上次修宪已过去30年,因此我认为对宪法的整体内容进行修改是可取的。但对修宪范围当然也需要达成共识。宪法并非国民某一阵营或某一政党的私有物,因此无论保守还是进步、执政党还是野党、旧世代还是新世代,只反映一部分意见与主张的修宪都是不可取的,按国会议席分布也不可能实现。
修宪必须获得大多数国民的同意,为此需要对修宪案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如果宪法序言改变并不会使具体的宪法解释有所不同,那就没有必要自找麻烦。在历次宪法讨论中,经济条款与领土条款争议之激烈堪称潘多拉之盒,因此试图强化此前已通过宪法解释大体解决的土地公概念,所失可能多于所得。国民罢免制、国民提案制等直接民主制引入的具体要件与程序,最终属于法律事项,因此可以在适当水平上纳入宪法。
即使地方分权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极为迫切,其程度与水平也需要调整为不显得过于急剧。在基本权领域,若排除少数有争议的议题,可达成共识的部分相对较多。可以认为,在接纳此前的宪法解释与社会变化的层面上,对更新已历30年的现行宪法基本权规定的必要性,已形成共识。
在权力结构部分,由于各政党的立场与政治利害尖锐对立,就政府形态的变化达成共识并不容易,但对帝王式总统制的“分权”方向不可能有异议。然而如果在权力结构领域无法达成共识,那么修宪就应在国民可达成共识的范围内进行。关于政府形态,应尊重国民存在多样意见、各政党存在各自主张这一点。尤其是,如何处理政府形态才能既分散权力又实现顺畅的国政运营,这基本上不是是非问题,而需要视为选择问题的态度。不过政府形态的选择问题,不应从利害得失的角度,而应从必须在新宪法中规定公正分配权力的分权制度这一角度达成共识。并且还须切记,分权最终更重要的是修改规定选举及政党制度等的法律,因此不伴随这些具体方案而只修改宪法,意义不大。这是无论执政党还是野党,所有政治人与公务员都应坚持的态度。从这一点看,我认为目前正在推进的总统修宪案提出方式与内容应予重新审视。
不难推测,若总统提出修宪案,按现在国会议席分布在国会必被否决,因此总统提出修宪案只会带来再一次错失多次流产的修宪机会的结果。总统提出修宪案,并非意味着要实现修宪,而是意味着即使修宪不成,也要守住要修宪的承诺。因此颇为矛盾的是,为了让这次修宪成功,总统不应提出修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