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8年,由总统提出的修宪讨论扳机被扣动,政界围绕此事尖锐对立。
19日,文在寅总统指示将修宪案的提出时间由原定的21日推迟至26日。青瓦台也留下了余地:若国会就在6月地方选举时同步举行修宪公投达成一致,则可不提出或撤回修宪案。但自由韩国党等野党批评称,青瓦台只为赢得地方选举而推行“官制修宪”。《国会法》第112条第4款规定,总统提出修宪案后,须经20日公告期,国会须在60日内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赞成总统行使修宪提案权的一方主张,总统此次必须有力地证明这是一份关于人权与民主主义的修宪案,并须同步推进能够兑现修宪案承诺的国家体制革新。与此相对,也有慎重论认为,按目前国会议员席位分布,总统提出的修宪案被否决已属确定,因此不应犯下再一次错失修宪机会的错误。以下刊载双方观点。
根据宪法第128条第1款,总统可以提出修宪案。修宪案由总统提出,还是由国会在籍议员过半数提出,并非问题所在。重要的是修宪案提出的脉络与内容。由于宪政史上总统提出修宪案曾以执政体制长期化与独裁化收场的经验,总统必须有力地证明这是一份关于人权与民主主义的修宪案。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会议员们可以免除举证责任。因为他们未能以名副其实的修宪,承接1987年由市民实现的民主化成果。他们未能让被独裁者践踏的宪法复活为民主宪法。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侵害公务员劳动三权的5·16军事政变残余,以及否定军人与警察国家赔偿请求权的维新宪法式“宪法性非法”,至今仍未得到清算。
国会根据宪法第40条行使立法权。只要不违背宪法,就可以制定有关国民与国家组织的法律。由于宪法以抽象文字构成,国会立法权的作用很大。国会拥有足以阻止帝王式总统制的充分立法权与国政监督权。问题在于,一旦成为执政党,议员们便只知追随总统。因此,当前修宪的核心对象是帝王式中央集权制。地方自治的宪法意义在于拒绝强加单一化生活的中央集权体制。人们所梦想的是:以性别感受为基础、人权优先的地方政府,自立与自助的社会经济体制,为生态系统复原而具全球视角的地区社会,以及与邻近地方政府合作的互助社会。
文在寅总统曾要求废除承兑票据制度。宪法就如同承兑票据。这并不是说不要废除宪法或不要修宪,而是说必须同时推进能够兑现修宪案承诺的国家体制革新。虽然打出“清算积弊”的旗号,但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军队、检察、警察、行政部门等作为改革对象的国家机关,却被放任以自我调查、自我改革的方式各自求生。这些举措无一不是一次性的、临时性的,也没有公共讨论。在缺乏检验革新方案执行情况的体系的情况下,改革便关门了。并无大的改变,充其量是拾遗补漏。
总统提出修宪案的必要充分条件,是清算并革新那种总统一句话便使多数国家机关整齐一致地实施权力犯罪的国家体制,以及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勾结结构。《政府组织法》等国家机关组织法体系,无法维护劳动者权利、有利于大企业权力的经济相关法律,《国家保安法》和《集会与示威相关法律》等侵害人权的法律,《地方自治法》和各类教育法等,需要改革的法律不胜其数。《反歧视法》《条约缔结程序法》、安全相关法、《人权基本法》与《人权教育法》、防止黑名单相关法等有待制定的法律也数不胜数。
“先修宪”的辩解站不住脚。不仅国会,政府依据宪法第52条也可以提出法律案。没有具体的执行计划,便不可能画出大蓝图。修宪在国民投票之前,还必须跨越国会在籍议员三分之二这道壁垒。这正是必须同时提出防止修宪承诺“违约”办法的原因。以法律修改层面建立能够按照民主比例关系反映多样地区居民意愿的选举制度,是当务之急。眼下地方选举中两大党的分食更是燃眉之急。国会与总统眼下都没有推进当下就该做、也能做的改革。解体帝王式总统,以及盘踞韩国社会各处的帝王式国会议员、韩国大法院院长、大企业、地方行政首长、私学权力等暴力性等级秩序,并建立以人权与民主主义为根基的社会,这些不是修宪所能解决的。
以制度方式恢复国民的立法权与罢免权,前提是遵循国民声音的过程。若那本属主权者国民所有,就请先服从国民。在修宪讨论过程中,请向国民提供充分的事实、真相、政策、法律信息与选项。请提供保障少数者人权、而非多数决的深思熟虑的时间与场所。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权力服从烛光集会中显现的国民决定的道路。事实上,我们要走的路,并非靠修宪一击便可走完。参加烛光集会或认同烛光意志的每一个人,都是决定者。
革命永远来自下面,也在下面得到确认。总统应体察这一意志,使法制革新也从行政规则出发,经总统令、总理令、部令以及法律的废止、修改、制定,最终抵达宪法。当遇到下位法规范无法解决的壁垒时,主权者才会为其打开宪法之门。无条件把修宪摆在前面,是在不做自己分内之事的同时觊觎主权者的份额。这是对国会、总统以及一切权力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