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8年3月号。</b></font>
在历史性的长期牛市持续、低价买入并不容易的环境下,艾略特管理公司(Elliot Management)是全球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行动主义基金。但其对手乃至部分同行都指出,最近几次冷酷无情的行动主义攻势已经过了头。<br>
<br>要不是三星集团方面的送礼攻势,艾略特或许早已在韩国赢得胜利。
由保罗·辛格(Paul Singer)创立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艾略特,在2015年夏天于“三星集团共和国”打了一场战争,目的是阻止这家韩国大企业通过辛格认为不公平的交易。(自40年前创立至今仍由辛格亲自管理的对冲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当时是三星集团建设类子公司的主要投资者。陷入昏迷的三星集团会长之子李在镕副会长开始强化对这家韩国最大企业的控制力,问题由此产生。这位副会长一方推动家族经营的大企业旗下一家子公司(第一毛织)以80亿美元收购建设类子公司(Samsung C&T)。由于收购金额低得离谱,艾略特对赞成合并犹豫不决,反而开始游说其他股东反对合并。但在距纽约总部最远之地投资的艾略特,遭遇了在本土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机敏对手。三星集团还在网上散布把辛格描绘成贪婪秃鹫的插画,并配以辛格认为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论攻势。
然而最终打动表决权持有者的是“胡萝卜”。随着批准合并的临时股东大会临近,三星集团的代表团挨家挨户拜访股东,请求他们的表决权,并送上西瓜和韩国核桃点心。合并就这样获得通过。罕见落败的艾略特在数周后清空了全部持股。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2017年初,韩国政府开始彻查那场令总统下台的腐败丑闻,余波一直波及三星集团。去年8月,这位副会长因行贿罪被判有罪。检方主张,三星集团高管为确保合并获批、确保艾略特落败,向核心政治幕后势力提供了相当可观的金钱便利——其中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总统亲信之女的、价值83万美元的马术用马。作为三星集团继承人的这位副会长虽在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却仍未免于铁窗生涯。结果,艾略特的主张等于得到了正当性的认可。艾略特联席CEO乔纳森·波洛克(Jonathan Pollock)说:“当我们身处那一局势的中心时,并没有想到最后会走到总统被弹劾。”在应对(损害股东利益的)不明智行为的企业时,艾略特常常会挖出不道德的做法。波洛克说:“不幸的是,卷入这些不光彩之事的部分企业人士往往忽视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因此他们常常抱着一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特权意识行事。”
三星集团一役的结果不仅对艾略特,也对股东行动主义成为重大分水岭。行动主义者为提升收益率,利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持股施压推动变革(要求业务重组、更换管理层,甚至要求出售公司)。此类股东“示威”近年来更为普遍,因为许多全球投资者在追求更高回报。在此过程中,入行40年的艾略特在规模与活动方面均确立了最大对冲基金的地位。这只基金几乎总是显得独辟蹊径。
马蒂·立顿(Marty Lipton)说:“艾略特的实战手册(Book of Deals)恐怕是最有益、最全面的。”他是华奇泰尔·立顿·Logen·卡茨(Wachtell Lipton Logen & Katz)律所的创始合伙人,也是“毒丸”(Poison Pill)企业防御战略的首创者 *译注:为防备企业猎手而预先隐藏在公司内部规则(章程)中的毒药。(立顿最近越来越频繁地在更多纷争中与艾略特对阵)。他解释说:“艾略特非常成功,在当今的行动主义中扮演核心角色。”
过去5年,艾略特在至少12个国家针对50多家企业展开了行动主义攻势(仅去年就有19起)。其间,与三星的较量是唯一走到投票对决的一次,也是首次未能取得预期结果的案例。这显示出艾略特在施压管理层接受自身诉求方面何等有效。同时,艾略特的资产几乎翻倍,达到约390亿美元(包括去年5月在23小时内募集的50亿美元),比丹·勒布(Dan Loeb)管理的业内第二大对冲基金Third Point的资产多出两倍以上。
凭借400名员工和雄厚资金实力,从各行业大企业到国家,对手要战胜艾略特实际上不可能。去年夏天,沃伦·巴菲特深切体会到这一点。资金实力强大的艾略特成功阻止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对Oncor的收购。艾略特通过买入Oncor母公司能源未来控股的债券,成为最大债权人,并宣布将行使对收购的否决权。艾略特最近还在试图复制自己的获胜策略:与2016年相比,2017年的行动主义攻势增加了约50%,规模几乎是其他主要行动主义基金的三倍(去年10月甚至有一天内发起两起攻势的情况)。
艾略特的制胜公式与许多行动主义竞争者形成鲜明对比。最近针对《财富》500强企业的行动主义尝试正惨遭失败。典型例子包括在与ADP的委托书对决中惨败的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以及去年初在与通用汽车交手中丢了面子的绿光资本(Greenlight Capital)创始人戴维·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就连Trian Partners的纳尔逊·佩尔茨(Nelson Peltz)去年秋天在与宝洁的重磅委托书对决中也只是勉强取胜,且至今仍就自己的董事任命问题与该公司争执不下。另一方面,艾略特过去40年取得13.4%的年均收益率,无人能及。在对冲基金业远远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时期,它实现了超额收益。公司的旗舰基金艾略特联合(Elliot Associates)过去5年年均收益率超过9.7%,大幅领先全体对冲基金的4.7%。
敢于与以前所未有规模强化行动主义的艾略特正面交锋而“战死”的经营者——更不用说被赶下台的总统——正在逐渐增多。2016年,艾略特施压阿根廷政府偿还其持有的阿根廷国债,终于为长达15年的斗争画上句号(艾略特曾一度扣押载有船员的阿根廷海军大型帆船,是著名的轶事)。最终艾略特拿到了24亿美元这笔意外巨款。数月后,阿根廷起诉了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她正是拒绝偿还艾略特债务、在2014年宣布违约的当事人(这一决定使她所属的左翼政党未能连续执政)。为经营者提供委托书对决咨询的克里斯·切尔尼奇(Chris Cernich)战略公司治理咨询团负责人说:“艾略特是唯一影响了两个主权国家政权更替的对冲基金”,“他们把正确的事、尤其是在公共层面正确的事,做得非常好。”
然而,在自认为正确的确信中,艾略特擅长以在反对势力看来可能越过道德界线的方式施压对手。通过对40多位曾与艾略特交手的人士——金融专家、顾问、多家企业的董事以及该公司的前现任员工——的采访,《财富》了解到艾略特为取胜不惜做到何种程度的、过去未曾公开的细节。
去年春天,一个足球被送到保罗·辛格的办公室时,艾略特似乎再一次获得了正当性的认可。去年1月,艾略特公开要求航空航天零部件企业Arconic(2016年从铝业公司美国铝业Alcoa分立)的首席执行官克劳斯·克莱因菲尔德(Klaus Kleinfeld)辞职。艾略特对他任内领取过高报酬、股价收益率糟糕表示不满。但Arconic拒绝解雇他,舞台随之转向委托书对决。
4个月后,克莱因菲尔德向位于Arconic纽约总部城市另一端的辛格办公室寄出装有足球的包裹,率先开火。他在包裹中附了一封信,冷嘲热讽地提到辛格2006年在柏林观看德国世界杯比赛后展现的“令人难忘的传奇级”举动。在信的附言中,克莱因菲尔德暗示(据称辛格所为的)放浪行为中还包括戴着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帽子、在公共喷泉中高唱《雨中曲》。他随后承诺会给辛格寄去原住民羽毛头饰。
艾略特指责这个包裹像“盒子里血淋淋的断指”一样威胁了他们。公司法律顾问理查德·扎贝尔(Richard Zabel)致函Arconic董事会称:“我们理解克莱因菲尔德博士作出了可能威胁或胁迫辛格的露骨暗示。”不到一周,Arconic董事会不得不让克莱因菲尔德辞职。局面看起来像是艾略特因对手的“乌龙球”而幸运地突然拿到了想要的结果。<br>
<br>然而《财富》了解到,艾略特在幕后对克莱因菲尔德和Arconic展开了某种冷战,在大西洋彼岸的整个欧洲地区进行隐秘的情报活动。
在克莱因菲尔德看来,一切始于一年前,两名自称私家侦探的人出现在他位于纽约威斯特切斯特县(New York's Westchester County)的邻居家。他们在打探克莱因菲尔德家中曾举办的“喧闹派对”。当艾略特不断加大对Arconic的施压力度时,不仅Arconic董事会成员,克莱因菲尔德的朋友和同事也报告了更多可疑情形:克莱因菲尔德CEO的邻居被陌生人一路跟踪到当地餐厅。接近这对夫妇的陌生人声称正考虑与克莱因菲尔德一起投资,但先要问几个问题。这位德国出生的首席执行官拒绝了《财富》的采访,但5位熟悉此事的人证实了这一说法。他们都相信背后是艾略特。其中一人作证说:“我们认为他们过了头。”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是就读哈佛商学院的克莱因菲尔德之女在校园内被某人接近并收到脸书好友请求。此人还与她的朋友搭话,四处打探有关她家人的信息。律师和顾问们说,雇用私家侦探调查委托书对决的对手是常见做法,但按惯例通常不会去碰首席执行官的子女(无论年龄)。
艾略特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综合法庭陈述和接受《财富》采访的7人证言,遭这家对冲基金攻击者的子女至少有3次以某种方式被卷入事件。这显然是意图打探其父母的相关信息或抓住软肋。在德国活动的Arconic公关顾问诺伯特·埃辛(Norbert Essing)的情形是,住在伦敦的子女的邻居接到陌生人来访,被追问其子女或父亲埃辛的药物滥用问题。此事发生在艾略特公开指责“埃辛是帮助或煽动克莱因菲尔德连同足球一起写信的同谋”之后(埃辛否认这一主张)。
为此次采访仅有限允许接触两名高管的艾略特,拒绝就“在行动主义攻势过程中使用私家侦探”的主张发表评论。一位与艾略特关系密切的人士否认,从某人子女处(或关于其子女)取得的信息属于针对Arconic的大规模背景调查的一部分。但据多位消息人士称,在对冲基金这个小圈子里,艾略特因采用尤为冷酷的策略而声名远播。对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心生厌恶的著名行动主义投资者、ValueAct对冲基金CEO杰夫·乌本(Jeff Ubben),在去年5月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会议的行动主义讨论中为克莱因菲尔德辩护。
尽管存在争议,挖软肋和其他攻击性策略有着超出金钱所能买到的威力这一优点。而正因如此,艾略特与落后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区别更加清晰。(此前作为律师代表艾略特、如今为企业提供咨询的)摩根士丹利股东行动主义及企业防御团队全球负责人戴维·罗斯沃特(David Rosewater)解释说:“要真正把行动主义做到位,你不仅要聪明、要有耐心,还得有(去当坏人的)意愿”,“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坏人。”
艾略特管理公司由持有律师资格的保罗·艾略特·辛格于1977年创立。他发现,利用法院体系可以从破产局面和套利交易中获取巨大投资收益。极为保守的亿万富翁辛格(73岁)主张,为降低亏损风险,必须对自己的所有投资进行对冲。而作为其投资风格的重要特征,辛格高度重视“体力付出(换言之,老派的辛苦劳动)”。
因资助“绝不选特朗普(Never Trump)”运动和支持同性婚姻而与共和党产生分歧的辛格,是有影响力的共和党捐款人。据熟人称,他还执着于自己和员工的“人身安全”。艾略特基本禁止员工使用社交媒体。几乎没有例外,员工不能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照片,甚至连正式的头像照也不行,等于在数字时代活成了“幽灵”。这类预防措施意在保护员工,防范可能对公司怀有怨恨的人。一位因担心得罪辛格而要求匿名的艾略特投资者说:“保罗对安全始终有受害妄想。”作为这种理念的极端体现,辛格甚至对自己的曼哈顿总部也进行“对冲”——以防万一,在新泽西维持一处五层的备用办公室。
上世纪80、90年代,艾略特关注华尔街投资者相对不太在意的不良债权及其他非主流有价证券。但艾略特的近代行动主义史始于2004年杰西·科恩(Jesse Cohn)的登场。今年37岁的科恩成了艾略特的“可怕的孩子(enfant terrible)”。出身长岛的他是汽车迷、铁人三项选手,说话像连珠炮,常给人“快进磁带”的感觉。自称电脑迷的科恩在加入艾略特之前,曾在摩根士丹利担任企业并购业务人员两年。在那里,他给中小型IT企业写信,力劝它们通过出售公司为股东带来可观收益。
因兼具少年粉丝的热情与谈判者的专业(fanboy-meets-dealmaker)的特质,科恩得到了“狂妄小子”的名声。在2010年致诺韦尔(Novell)董事会的信中,他自夸14岁时就考取了该公司的一项IT资格证。尽管信的内容是提出敌意收购,这却是能够形成共鸣的有魅力的切入点。他的狂妄做法奏效了,诺韦尔最终被出售给私募基金。而科恩的做事方式足以让上司们动容,他被提拔到统领艾略特全部美国股票行动主义的位置。科恩的行动主义攻势促成了12家以上企业的收购(Takeout/Buyout) *译注:takeout一般指通过敌意或友好并购等实现的收购,buyout一般指通过取得公司大股东持股实现的收购。对象包括BMC软件(BMC Software)、Informatica、Lifelock,以及规模最大的EMC(戴尔2015年以670亿美元收购)。瑞士信贷行动主义负责人克里斯·扬——辛格回避进入企业董事会,而科恩则占据4个董事席位。由于他在艾略特扮演极为核心的角色,一些投资者误以为科恩是辛格的侄子。极少公开露面的辛格(他也拒绝了本篇报道的采访)几乎不参与与艾略特目标企业的谈判,而科恩则常常站到台前。马克·温加滕(Marc Weingarten)说:“保罗对许多事项作出最终决定,但实权由杰西行使。行动主义业界的从业者如果不认识他,那才怪了。”温加滕在律所Schulte Roth & Zabel担任股东行动主义团队合伙人兼联席主席,为艾略特工作。
在私下场合,坐在科恩对面的人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即目睹了他作为施加战略压力技艺大师的真面目。他的这一面在总部位于底特律的企业软件制造商Compuware身上显露出来。在艾略特行动主义攻势的结果下,该公司最终于2014年以29亿美元被出售给托马·布拉沃(Thoma Bravo)私募基金。
2013年9月,Compuware董事会代表团飞往纽约,讨论艾略特的诉求。科恩以若无其事地翻动一叠6英寸厚的文件夹开始了会面。那份文件夹有意收录了有关其客户们的尴尬信息,其中包括前通用汽车CEO弗里茨·亨德森(Fritz Henderson)。General Atlantic私募基金顾问董事比尔·格雷布(Bill Grabe)当时是Compuware董事会成员。他后来在仲裁诉讼中作证说,科恩毫不知耻地把亨德森的女儿拉进了谈话内容。格雷布回忆了科恩(他形容为年轻基金经理)的发言:“你有个女儿,在做这做那。”他还作证说:“那是一个抱着为了威胁、分裂和破坏什么事都能做的策略的人。”在同一场审理中,当时的Compuware CEO鲍勃·保罗(Bob Paul)也表示,科恩在会面之后的通话中施加了“隐晦的威胁”。科恩说自己知道他车库里有一辆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并说:“对了,我喜欢你开的那辆英国车。”
这种威胁性的对峙最初是在Compuware共同创始人小彼得·卡尔马诺斯(Peter Karmanos Jr)的不当解雇诉讼中曝光的。而这一事实在目前密歇根州法院审理中的诉讼里发挥了相当有利的作用。卡尔马诺斯指责艾略特威胁董事们,迫使他们把Compuware(以低价卖给私募基金)出售。他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艾略特会把既有局面利用到极致”,“他们不断加大压力,歪曲规则来适用。”卡尔马诺斯在1973年拿着几百美元退税款创办了Compuware。艾略特(针对Compuware)发起行动主义攻势时,他已宣布将退出董事会。但数月后,他被解除了顾问职务,理由是他曾公开表示“我要让艾略特去死”。他说自己并不为那句话后悔,并强调:“我难以忍受企业被纽约那些蠢货搞得四分五裂。”
科恩掏出整套文件时在场的一位人士作证说:“那种威胁策略没能影响董事会的决定。但公开有害信息显然具有威胁性”,“那份文件夹的意图是什么很明显。”Compuware的董事们是(彻底)有备而来的。因为一年前被艾略特盯上的竞争对手BMC软件的相关人士曾向他们警告过艾略特的类似策略。Compuware的董事们表示:“那些策略中包括针对某位BMC董事女儿的威胁电话。”
艾略特拒绝评论。但一位熟悉公司情况的人说:“幽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止于玩笑,这有点残忍。”那是一种在掌握董事会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后,传达“你完了”这类信息的羞辱游戏(Shame Game)。他补充说:“尽管女儿是信息来源,但那些信息暗示的目标是相关董事,而不是女儿”:“我们不该越过那条线,因为坐在董事会里的不是他的女儿。”
然而,这些计谋令ValueAct的乌本等投资者感到忧虑。他担心艾略特会削弱其他行动主义投资者诚实地与目标企业协作的能力。因为艾略特对行动主义攻势给人们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或者明显偏好把企业本身的存在抹去。乌本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我们的行动主义形态与艾略特完全不同。”乌本的对冲基金对微软展开了长达5年的非公开行动主义攻势。这一攻势被认为在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CEO体制下加快了微软业绩改善的速度。乌本指出:“艾略特是让企业远离股市的罪魁祸首”,“因此出现了上市公司数量减少、非上市公司数量增加的现象。”
当科恩与Compuware全面开战之时,艾略特内部正发生巨大变化。艾略特的最高管理层认为,科恩的策略显然有助于扩张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密集型投资”。因此5年前,他们为这一策略提供了强力支持。艾略特的新一代基金经理们希望在从能源到矿业的各自行业中运用科恩曾使用的方式。曾利用在欧洲和亚洲股市上市的封闭式基金进行套利交易(Closed-End Fund Arbitrage)的乔纳森·波洛克几年前回到纽约。如今,他把辛格创立公司时奉为基础的投资原则整合成一套能够超越艾略特、在全世界通用的资产策略。
他的首个重要试验场是赫斯(Hess)。当时市值250亿美元、作为家族经营的石油及天然气大企业,赫斯是艾略特所盯上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而且由于每逢圣诞季推出新的玩具卡车,这家企业在美国文化中占据了一种令人怀旧的形象。赫斯完全没有察觉艾略特的接近。艾略特持有赫斯4%的股份,不属于(持股5%以上时)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行动主义活动报告的13D条款范围。2013年1月,艾略特正式发起委托书对决,要求更换董事会中的5名董事。艾略特主张,赫斯为高管提供同行业最高水平的报酬体系,但股票收益率几乎处于垫底水平。出身新泽西州共和党州长、身为艾略特目标之一的赫斯董事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回忆说:“那是一次突袭。”
作为美国最后的家族经营企业之一,赫斯一直有种无法渗透的氛围。但艾略特提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新董事名单(其中包括英国石油BP和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的前CEO等)。艾略特称其中没有任何人为艾略特工作,并施压股东从股东利益角度评判自己的主张。切尔尼奇解释说:“与艾略特的董事名单相比,赫斯的董事会看起来像二队。”基恩转述说:“艾略特向部分机构投资者施压,称不支持其董事候选人等同于背弃他们的信义义务(即主张要承担潜在法律责任)。”
2013年5月股东大会委托书对决的前夜,躲进休斯敦四季酒店的艾略特与赫斯的代表团各自清点已获得的表决权。那时大约是晚上10点。结果势均力敌。双方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和解方案。上午6点30分,赫斯宣布将选任艾略特方面的3名董事。任职23年的基恩放弃了董事职务。他评价说:“通过让董事任命方案得以通过,艾略特显示出它可以升级量级、与更大的企业对抗。”一位为企业提供应对行动主义投资者建议的金融专家表示:“赫斯家族的败北在艾略特之外也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一旦发生那种事,所有人都是‘派对(行动主义攻势)还要继续’的态度。”
连续的胜利进一步刺激了艾略特内部的行动主义冲动。2015年10月,艾略特首次把零售企业Cabela's作为对手。最终该企业自行把自己卖给了Bass Pro Shops。另一方面,科恩通过American Capital获得了别样的领悟。艾略特最初是作为套利交易的一环,投资了这只前景不明的金融股。但一位同事听到消息说,该企业为保护自己免受行动主义投资者攻击,正在打牢基础体力。他第一次穿过走廊去找科恩。
用艾略特的行动主义清单——公司是否被低估?是否可以改善?能否说服其他股东认同变革的必要性?——诊断该企业后,科恩向波洛克和辛格传达了发起行动主义攻势的意向。他们立即批准。2015年11月中旬,艾略特向American Capital发出公开信,同时公开了所持8.4%的股份。经过9天的深思熟虑,该企业宣布将启动出售程序。这是艾略特针对上市公司的行动主义攻势中结论出得最快的案例(6个月后Ares Capital以34亿美元收购了American Capital)。科恩表示:“这一案例显示我们的做事方式真的有效”,“而且我认为它证明了可扩展性。我们不是单纯并购IT企业的IT专家集团。通过我们构建的体系,我们是能长期做这件事的团队。而且还可以扩展到其他产业和地区。”
尽管如此,帮助构建体系的科恩并不算满足。从加入艾略特初期开始,他就怀着一个在与同事和顾问共进晚餐时常常提到的梦想。他促成的企业并购越多、掌握的待售企业越多,就越有一种遗憾:杰西·科恩想要自己收购企业。
只听科恩的说法,他像是“陷入热恋”般把心思放在了别处。在发起行动主义攻势之前,艾略特会在企业研究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行动主义投资者能够对目标企业拥有细致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在EMC的案例中,艾略特花了数月时间来了解这家数据存储企业。在发起要求该企业接受并购机会的攻势之前,还采访了EMC的约700家客户公司。但当电脑巨头戴尔在私募基金银湖(Silver Lake)代表的资金支持下收购EMC后,艾略特等于被抛在一边。科恩希望有一天艾略特能成长到可以用自有资本收购大企业的程度。
科恩的梦想终于在去年秋天实现。在公开持股不到6个月后,艾略特以16亿美元收购了网络安全企业Gigamon。这是艾略特独自把一家上市公司私有化的首个案例,对Evergreen Coast Capital而言是重要成果。这家位于硅谷的公司是艾略特新设的私募基金子公司。
然而科恩意识到,在投入巨额资金的并购中,讽刺的是艾略特攻击性的名声可能成为实现这一新目标的障碍。因此如今科恩常常从过去激烈谈判中的对手方——那些金融专家和律师——那里搜集收购对象的线索。与他共事过的人解释说:“随着这种策略调整,出现了对科恩和艾略特行事方式的新看法。”
举例来说,去年春天艾略特把athenahealth定为目标。据熟悉这家医疗IT企业的人士称,尽管一如往常地气场压人,科恩在与公司管理层会面时却显得礼貌,甚至还有称赞之词。据说科恩偶尔会回顾自己一路顺风顺水的那些日子,流露出些许负罪感。科恩的上司波洛克强调:“我们的策略随着时间大概已经发生了演变”,“我们更多地在追求这种建设性的介入经营方式。”
这正是艾略特去年针对Arconic发动的人身攻击在公司内外引发争议的原因。由投资组合经理戴夫·米勒(Dave Miller,38岁)主导的那场行动主义攻势,其言辞比近期记忆中的任何一场攻势都更充满毒舌。一份长达336页的演示材料被分发给Arconic股东,也对外公开发布。该材料把克莱因菲尔德描绘成带着钱逃跑的“大富翁”(Monopoly)游戏人物,还暗示他人格异常(Arconic认为这些主张是“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由此,一些人开始怀疑艾略特自身是否有双重人格。乔尔·弗兰克(Joele Frank)去年3月作为嘉宾出席图兰(Tulane)法学院活动时指出:“问题在于,你不知道会遇上好的行动主义投资者还是蠢货。”他经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公司,帮助企业与艾略特及其他行动主义投资者对抗(另一方面,去年春天米勒在艾略特被提拔为美国重组部门负责人)。
Arconic一役还展示了艾略特动用无限资金的力量。在克莱因菲尔德辞职将近一个月的去年5月,艾略特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它随纸质委托书投票票据一起,用邮寄方式送出可充电的视频播放器。这种比iPad略小的视频播放器收录了约4分钟的人身攻击性广告,内容是克莱因菲尔德在任期内创下标普500企业CEO中最差业绩。设计是投资者一打开包裹,广告便自动播放。委托书对决专家推算,为向数万名小股东寄送该装置,艾略特可能投入了300万美元。据参与那场行动主义攻势的人士称,Arconic表示防御费用花了5800万美元,而艾略特的进攻费用也几乎相当。在双方接连未能达成和解后(当时辛格几乎不露面),Arconic最终同意在艾略特提出的4名董事中选任3名。Schulte的律师温加滕解释说:“艾略特一出现,比赛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冷酷无情。他们有资金实力。为了胜利绝不吝惜费用。”
从艾略特的角度看,考虑到他们所面对的抵抗,这种做法是确定无疑的。波洛克把Arconic与赫斯和三星集团的案例并列,称“Arconic是少数几场进行了‘真正战斗’的攻势之一”。他补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那三四个案例视为成功的攻势。”(一位熟悉Arconic的人士表示:“我们并没有决定要跟他们打。只是说‘我们不同意’。”)
金融专家们说,Arconic的演示材料正在其他企业的董事会议室里流传,并作为一封警告书被大大突出——警示在下一场攻势中抵抗艾略特提议的人会有什么下场。无论是否契合艾略特所追求的理想,这份冷酷的遗产将继续影响公司的行动主义攻势。与比尔·阿克曼或丹·勒布经营的行动主义公司不同,保罗·辛格创立的艾略特培养出了一支能在任何地方影响企业的行动主义军团。治理结构专家切尔尼奇解释说:“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一个超越创始人的体系”,“那会扩展并提升这家公司的力量与效率。”
波洛克承诺:“我们今后也会继续行动。”董事会们,紧张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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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略特行动主义军团<br>
保罗·辛格 Paul Singer / 创始人兼联席CEO(73岁)<br>持有律师资格、著名共和党政治捐款人辛格于1977年创立艾略特。他绝不参与与艾略特定为目标的企业的谈判,也不加入董事会。但他的影响力和战略嗅觉在公司的行动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br>
杰西·科恩 Jesse Cohn / 首席投资组合经理、美国股票行动主义负责人(37岁)<br>自称电脑迷的科恩于2004年加入艾略特。他为促成中小型IT企业出售而发起的成功攻势,帮助说服同事们把行动主义置于战略核心。他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做事方式真的有效。”
<br>■ 艾略特的牺牲品<br>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 Cristine Fernandez de Kirchner / 前阿根廷总统<br>阿根廷因部分国债的偿还问题与艾略特争执多年。基什内尔拒绝偿还国债,导致国家陷入违约,进而导致执政党在总统大选中败北。最近她因腐败嫌疑被起诉。<br>
李在镕 Jay Y. Lee / 三星集团副会长<br>实际上扮演韩国大企业会长角色的李在镕三星集团副会长,去年8月因行贿罪被判有罪并入狱。三星集团向核心亲信的子女提供了价值83万美元的马匹。这是在与艾略特的委托书对决中为确保表决权而作出的努力的一环。<br>
克劳斯·克莱因菲尔德 Klaus Kleinfeld / 前Arconic CEO<br>他在与艾略特的委托书对决中失去理智,向辛格寄出愤怒的信件后被解职<br>
汤·布赫纳 Ton Buchner / 前阿克苏诺贝尔CEO<br>推动这家荷兰涂料制造商与PPG工业(PPG Industries)合并的艾略特提起诉讼,意图赶走会长。该策略失败了,但去年7月布赫纳以“健康原因”辞职。<br>
马克·邓普顿 Mark Templeton / 前思杰系统CEO<br>杰西·科恩在2015年6月致函要求这家商用IT公司进行“根本性变革”。思杰选任科恩为董事后,邓普顿辞职。<br><br>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JEN WIECZ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