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韩国宪法法院在房地产管制相关法律造成过度侵害财产权时,曾作出违宪或宪法不一致的裁决予以制止。卢泰愚政府1989年制定的“土地公概念三法”中的宅基地所有上限法、土地超额收益税法,以及2008年卢武铉政府的综合房地产税法,都是代表性例子。但文在寅总统的修宪案干脆在宪法中明示土地公概念,明确表达了要消除每逢出台高强度房地产管制便引发的违宪争议空间的意志。
现行宪法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土地公概念,成为房地产征税或管制的依据。尽管如此,专家指出,若在缺乏充分社会共识或明确概念界定的情况下将强化的土地公概念写入宪法,恐因过度侵害财产权而使国民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建国大学教授赵珠贤表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也完全可以遏制土地投机、抑制过度持有并实施开发收益回收,因此对是否非要在宪法中强化土地公概念存有疑问。”
专家们尤其担忧土地公概念可能被用作政府轻易挥动管制之刀的依据。也有观点预测,存在违宪争议的重建超额收益回收负担金、综合房地产税等持有税强化举措可能因此获得推力。
汉阳大学教授李昌茂表示:“可能会形成曾被判定宪法不一致、违宪的法律复活的条件,房地产相关管制被过度强化的可能性会升高”,“按家庭合并计征被判违宪的综合房地产税,也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得到强化”。
还有人提出,若不进一步明确土地公概念的内涵,恐仅演变为意识形态冲突。檀国大学教授金贤秀表示:“此前在强调保护财产权的同时,无节制的开发一直在推进,从取得平衡的角度看,我认为有必要强化土地公概念”,但同时表示:“不过,公共利益到什么程度、财产权保护到什么程度,需要展开激烈讨论”。
建设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杜成奎指出:“发达国家的土地公概念是为强化社会安全网、确保税收而引入的,而我国则更多产生于意识形态冲突过程中”,“在没有全民公开讨论过程的情况下写入宪法,可能会极大限制国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