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某信用卡公司的会员招揽人员金某坐立不安。原因在于,政府今年为帮助因最低工资上调而陷入困境的小微工商业者,推进降低信用卡结算手续费率的政策,使他面临失业危机。他愤愤不平地说:“根本没想到最低工资上调的火星会溅到我们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身上。”金融业界认为,约2.3万名信用卡会员招揽人员中将有1万人左右被推向街头。金某的案例显示出,打着“就业政府”旗号的文在寅政府的政策设计建立在何等粗疏的基础之上。
对于向中小及中坚企业就业者每年支援1000万韩元、为期三年的就业对策,尚未启动便已有众多担忧副作用的声音。一位中小企业高管指出:“说实话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新入职员工年薪高于科长会引发内部不满,还可能出现为拿补贴而跳槽、补贴结束后如潮水般离职的现象。”财界另一位高层人士也大声表示:“我觉得官僚们绑住企业的手脚,只在办公桌上玩数字游戏”,“在回避生产率革新、劳动改革等根本处方的情况下,只有填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年薪差距这类单线式政策在泛滥。”
今年上半年的就业市场上,“灾难警报”已响得刺耳。原因是保护贸易主义、不寻常的汇率、临近的全球紧缩以及亲工会政策使企业暴露于经营不确定性之中,招聘态度趋于保守。据韩国经济研究院《2018年上半年招聘计划》,表示“新招人数将比去年增加”的企业占8.8%(182家中16家),同比减少2.2个百分点。未能制定招聘计划的企业多达44%。一家电子企业高管诉苦说:“在不营造投资环境的情况下用税金支撑就业,就业政策本末倒置”,“从企业角度看,因反企业情绪也难以放心投资。”另一位人士也批评道:“仅就放松管制而言,已完全被挤出政策优先顺序”,“只看总统意向来制定政策,岂能产生就业岗位?”
Samsung Electronics、现代汽车集团等大企业也难以一味回避面临经营困难的协作企业关于供货价格合理化的要求。整车企业则在把厂内承包企业员工转为正式职工的同时,雇用余力更加枯竭。这正是有人指出,在就业岗位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只是反复上演拆上石垫下石式处方的原因。现代经济研究院理事李富炯叮嘱说:“政府应更积极地与企业沟通、放松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