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低工资引发的就业不安已从数据中得到印证。据韩国雇佣劳动部28日发布的《1月企业劳动力调查》,截至1月末,临时工和日工为173.8万人,较去年同月大增5.3%。相反,常雇职工仅增加1.1%。也就是说,低质量岗位的增速比优质岗位高出5倍。而一年前情况恰好相反:去年1月,临时工和日工仅增长1.3%,常雇职工则增长2.4%,接近前者的两倍。
一年间出现如此对照鲜明的结果,与最低工资大幅上调不无关系。今年最低工资上调16.4%,许多分析认为,感受到人力成本压力的雇主更多以临时工和日工而非常雇职工的形式招人。这意味着就业质量正在恶化。这类副作用自文在寅政府强行推进“2020年最低工资1万韩元”承诺时就已被预见。然而政府仍反复表达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自行缓解的愿望,令人焦虑。
在这般一味拖延的同时,最低工资过快上调造成的现场混乱日益严重。为削减人力成本,索性连临时工和日工也辞退、由家人无偿劳动的所谓“无薪家族从业者”经营场所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形下,怎能期待就业状况改善?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就业状况正在好转,唯独韩国在倒退。截至去年12月,OECD成员国平均失业率降至5.5%,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夕2008年4月的水平。但韩国失业率连续4年上升,已升至3.73%。尤其青年失业率连续4年处于10%以上。
最低工资余波全面显现的今年,就业市场状况必然进一步恶化。与政府期待最低工资上调将提升平民生活质量不同,现实正朝相反方向发展。既然理想与实际不符的迹象接连显现,现在也应制定反映现实的对策。政府和执政党不应只在口头上谈最低工资的节奏调节,而应以废除承诺或制定补充措施等行动加以体现。只有这样,政府所期待的收入主导增长才有可能,劳动者的生活也才能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