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加害者的首次告白 vs 投机取巧
为何只能成为一份不完整的“性骚扰”自白
25日,韩国戏剧演员协会理事长崔一化承认性骚扰事实的报道刊发后,不到一天,其过去的性侵犯罪行便被揭露。
道歉声明的报道见报后,有人爆料曾遭崔某性侵,因此外界对其主动告白的反应并不友善。也有人将这篇被解读为先发制人的报道视为“投机取巧”。
先说结论,崔一化承认性骚扰事实一事,一半对一半错。数月前收到有人举报遭崔某性骚扰,那时MeToo(我也遭遇过)运动尚未扩散。受害者说,在把多年前的伤口摊开之前,她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日子。即便如此,她仍极力表示不愿让此事被媒体公开。只要受害者不愿意,就很难成文报道。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随着“MeToo”运动,被称为戏剧界巨匠的导演李润泽、吴泰锡等人的性暴力风波,以及演员李明行、赵在显、吴达秀等人的性骚扰事件相继被媒体报道。受害者能否多拿出一点勇气?记者开始小心地揣想。
在“性暴力比性骚扰是更重的犯罪”这一常识之下,“最初告白中提到的性骚扰受害者所受创伤会比后来揭露的性侵受害者更轻”这种推测,从一开始就是愚蠢的想法。受害者此前经历的痛苦,其强度是第三者根本无法揣度的。她说,连说出崔某的名字、连在社交网络上发文,都因心跳发抖与恐惧而做不到。
因为知道加害者在受害者拿出直接证据之前绝不会认罪这一特性,记者也预感崔某不会立刻承认性骚扰事实,于是拿起了电话。
预想落空了。当记者直截了当询问性骚扰事实时,崔一化立刻承认了“罪行”。他说:“如果有与我相关的事,我会主动申报,甘愿受罚。心中只有罪责感。”他还表示“将辞去协会会长职务及所有演员活动”。他坦言:“MeToo运动之后,我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几天前还因倒下去了医院。心理上的罪责感就是那么大。”
如果崔某不承认,就必须具体提到受害者的姓名,并一件件说明受害情形。还必须让加害者与受害者面对面,一一厘清事实关系。这一切都是受害者绝不愿看到的最糟糕局面。
《崔一化承认性骚扰》这篇报道就是这样写出来的。首要考虑的是受害者。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写报道,是记者能做到的最起码的礼貌。受害者不希望报道中出现任何能推断出自己身份的说明。这一点崔某也表示同意。因此他希望以主动表达道歉立场的形式呈现。这也是报道中未能逐条说明具体性骚扰事实的原因。
到此为止是关于不完整的“性骚扰”自白部分的说明。之所以不是完整的自白,是因为此后所属公司的处理不当。与崔某通话之后,所属公司急忙打电话给记者要求见面。但记者已以“崔一化已承认性骚扰事实,与所属公司没有更多可谈的”为由拒绝。被逼到角落后,所属公司方面要求具体说明受害者是谁。
记者表示不与所属公司谈,要直接与崔某通话。在通话过程中谈到了受害者是谁。随后所属公司方面对受害者实施了二次伤害。通过崔某得知受害者身份的所属公司方面,试图与受害当事人通话。据称他们给这位心中留有永远无法抹去的可怕创伤的受害者打电话,询问当时的情形。随后又向多家媒体表示“当事人的反应是‘只是感觉不舒服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受害者说,在这一点上,她把压抑了数年的眼泪一下子倾泻而出。第三者用电话询问受害者的创伤、擅自裁量受害者的创伤,记者对此同样感到愤怒。
事情渐渐不再是承认性骚扰事实,而是演变为性骚扰的二次暴力。当事人与所属公司称“是因为想道歉”,但这恐怕是希望这一切都不被揭露的浅薄心理在起作用吧。他们不会不知道,如此一来,这就不是为受害者而道歉,而只能是为稍稍减轻罪责感而做的表演式道歉。
记者追问:“‘想稍微减轻性骚扰受害者的创伤’这句话全是假的吗?”“难道不知道无论是道歉还是劝诱,联络受害者都是再一次伤害她吗?”崔某回答:“是我想得太浅。想到生病的母亲,产生了想把公布时间再往后拖一点的坏念头。以后绝不会再联络受害者。”
崔一化承认性骚扰的独家报道刊发后,有网友留言称25年前进入一个名为新市的剧团、在排演《埃内肯》期间遭到性侵。爆料文章的影响一发不可收拾。
崔某是否只是毫无诚意地想摆脱事态,结果却把争议闹得更大?只是,他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约3小时内多次通话中也没有回避性骚扰事实。若说有让人怀疑道歉诚意的问题,那就是类似事件发生过多次这一点。
受害者所希望的,是崔某的犯罪行为被公开讨论。她也判断,若不公开讨论,他绝不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
因这起性丑闻,崔一化决定退出定于下月21日首播的MBC电视剧《紧握双手,共看落日》以及所有电视剧、电影、广告,并辞去韩国戏剧演员协会理事长职务、世宗大学教授职务等。目前韩国戏剧演员协会网站已关闭,无法打开。25日之后,崔一化完全不接任何联络。接受法律审判、真诚道歉、悔过认罪,怀着每日赎罪的心生活下去,恐怕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