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项目”下属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发布了全球智库排名。在韩国国内,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亚洲地区位列第一,仅从排名看,韩国依然保持着亚洲地区的领先地位。但中国的追赶势头凶猛。中国智库数量统计为512家,比2016年的435家增加了77家。当然,与依靠民间资本运营的美国智库不同,中国智库对政府的独立性确实较低,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力极为强大。尽管如此,由于以中国政府的信任为基础投入了巨额资金,其竞争力每年都在提升。
■与韩国差距不断拉大的中国智库
相反,韩国从2016年的35家仅增加18家至2017年的53家。韩中智库数量差距在10年间从45家扩大到449家。2008年中国为74家、韩国为29家,实际上起点相近,但在韩国原地徘徊之际,中国凭借“千人计划”等大规模人才引进战略以及巨额政府支持实现了领先。排名第一的美国智库规模也从2016年的1835家增加37家至1872家,日本从109家增至116家,排名由第九上升一位至第八。英国和德国分别为444家和225家,位列第三和第五;印度为293家(第四),在亚洲仅次于中国。虽然不能仅以智库规模来评判,但这也正是有人指出需要出台措施激活象征国家研究实力的韩国国内智库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这一所谓开发年代,韩国的智库曾是主角。但有评价认为,经历民主化、工业化之后,曾行使强大影响力的韩国智库沦为了配角。首先,智库连筹措“实弹”都很困难。分析2015年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下属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预算状况可以发现,政府出资金总额从2011年的3892亿韩元增加11.1%(431亿韩元)至2015年的4324亿韩元,而受托项目收入(含政府代行事业收入)则从2011年的3444亿韩元增加约28.8%(993亿韩元)至2015年的4437亿韩元。这正是有人指出过度承接受托项目导致机构自主研究和一般研究事业薄弱、过度依附于政府部门的原因。由于埋头于研究外包项目,论文成果并不理想。2013年以后至去年6月,隶属于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26家机构的4024名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共计5364篇,人均年发表仅0.3篇。常被用作评价研究能力标尺的国际专业学术期刊发表成果仅为0.03篇。
还有批评认为,韩国国内智库最终成了“跳槽中转站”。一位政界人士表示:“研究员出身者进入国会的案例日益增多”,“问题在于他们在国会发出的声音并非研究者立场,而是偏向特定派系,从而给后辈传递了错误的‘信号’”。
■什么在把人才引向中国
2016年,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发布了“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Nature index 2016 Rising Star)。前100位中有40家中国高校和研究所等智库入选,第1位至第9位甚至被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占据。智库的竞争力最终在于能否获得足够优秀的研究人员。专家们注意到,中国智库得以发挥潜力的背后是“千人计划”。中国自2008年起提出引进1000名曾在海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所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并提出人均100万元人民币补助、住房、医疗、教育服务等12项激励措施,结果到2014年有4000余名中国籍留学生和华裔研究人员转投中国国内的各类智库。习近平政府上台后,又提出“要培育与G2地位相称的智库”,启动了10年培养1万名高端人才的“万人计划”。
中国的人才引进战略是有效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杨振宁博士,以及被称为计算机学界诺贝尔奖的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博士放弃美国国籍取得中国国籍;不仅如此,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研究所等美国国家研究机构出身的研究人员回到母国中国,汇聚于南方科技大学,开始研发能在一小时内投送核弹头的超音速飞行器和隐形潜艇等中国下一代战略武器。代表性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研究所也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设立了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卡内基研究所也与清华大学开设了全球政策中心。中国智库在短期内实现的量与质的成长,被认为是以巨额政府支持和对智库的信任为基础。中国科学院一年预算就达10万亿韩元,并筹备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扮演着绘制中国科学百年大计的主阵地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则站在“一带一路”和长江项目等中国重大经济项目的前沿。这正是中国智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原因。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副议长金光斗表示:“中国智库政府影响力强、以巨额预算运营,无法与韩国直接比较”,“依靠民间资本运营的美国智库也有大量企业自愿捐款,而韩国尚未形成这样的文化,大多数智库规模都很弱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