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9 | 구경우 기자

[文为何对官僚失望] 通商等事关国家利益也袖手旁观…视企业为利益集团、专业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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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1日,政府为应对力度不断加大的美国钢铁贸易报复而举办的“钢铁进口监管官民联合网络研讨会”结束后,业界一片哗然。原因是会上有政府相关人士要求:“以我国钢铁产品损害美国安全为由(贸易扩展法232条),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更强的监管,请把对美出口目标定低一些。”一位出席的钢铁企业高管叹气道:“因进口监管出口量正在减少,却从当局者口中听到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叫我们少做点生意,只觉一片茫然。”

进入文在寅政府后,企业看待官僚的目光更加冷淡。在中国追赶和先进国家领先的夹缝中,企业现场为生存而苦斗,但从政府官僚身上感受不到激烈感与紧迫感。

尤其是几乎每月都遭受进口监管的钢铁业界,对2016年下半年的记忆仍心生寒意。如今的无差别钢铁监管,根源在于美国以浦项集团的热轧产品为由征收高税率关税。这是把有浦项集团钢铁流通的韩国划为非正常(PMS,特定市场情况),对使用相关产品的企业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做法。业界相关人士愤愤表示:“当时政府与业界已预料浦项集团事件影响会扩大,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的准备全部就绪,最终却没有实施”,“因为在国政操纵事件导致青瓦台空缺的情况下,部长没有表现出担责申诉的意志,高级公职人员便都在回避责任。”

更重要的是,去年带动实现三年来3%增长的出口企业,如今对在中国和美国遭受重击的贸易环境以及无法阻挡这一局面的官僚社会失去了信任。尽管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设有“贸易救济”章节以阻止美国进行不合理的进口监管,但美国仍对韩国产洗衣机采取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保障措施)并征收最高50%的关税,企业对此郁闷地表示“没有盾牌”。一位要求匿名的企业相关人士指出:“官僚们与业界见面时说,对美出口的洗衣机数量(20%)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解决,结果什么都没办成”,“公务员只要说一句已尽最大努力就结束了,但企业面临生死。”

企业对官僚社会冷嘲的根本,在于以自保主义武装的消极、回避责任的工作态度。这在韩国监查院2016年公布的特别监察结果中也得到印证。与公务员消极、回避责任式工作相关的投诉,2010年为4803件,到2014年激增至7143件。这是因为朴槿惠政府大力推动监管改革后,在监管放宽导致责任归属不明确的领域,公务员一味采取“部门间推诿工作”“办事拖延”等消极行政。业界相关人士批评说:“在与前政权国政运营哲学发生巨大变化的近期,官僚们抱着‘熬过这段时期就好’的心态,更加沉迷于自保主义。”文在寅总统上周就就业问题严厉批评政府部门,也是这种认识的延伸。

陷入自保主义、滥出“没有灵魂的政策”也是问题。因为政策信任崩塌,连企业也趋于消极不动。典型一例是2016年6月韩国企划财政部召开“公共机构研讨会”,提出将韩国电力独占的电力销售市场向民间开放的职能调整方案。这是可能导致工业用电和低收入层电费上涨的改革方案。但那年夏天酷暑令国民对电费的不满激增,韩电便以承担1万亿韩元负担为条件改革了累进制。相当于几个月间电费政策就变了。业界相关人士痛批:“推出政策的官僚反正一年后就调去别的岗位了”,“面对像翻手掌一样变化的政策,哪家企业会制定并遵循长期计划?”

近来围绕虚拟货币交易所关闭,部门间分歧扩大、政策摇摆不定,也引来企业冷嘲。因为不仅专业性不足,而且无从下手,便试图通过更强力压制民间来解决事态。有人指出,虚拟货币政策的混乱,把企业对行政机关不满的高压式办事、经办人不熟悉规定、部门间工作协作不足等官僚社会的痼疾问题原原本本暴露在外。金融界相关人士解释说:“出事后企业要担责,公务员却互相推责,所以毫无进展”,“韩国金融委员会内连工程专家都没有,民间连官僚的专业性都无法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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