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均 经济部长
25日在青瓦台举行的青年就业检查会议上。文在寅总统在会上斥责内阁称:“究竟有没有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意志?看不出各部门把这项政策放在最优先位置。”这与文总统此前的语气明显不同。青瓦台一位高层人士解释说:“(文总统)确实是在斥责官僚社会的因循苟安。要求出台特别对策,却拿出了平庸的东西,才会这样。”意思是,或沿袭过去投入47万亿韩元的旧对策,或消极解读文总统的意图。
据说官僚社会为之震动。也有解读认为,这不正是向官僚们预告变革序幕的信号吗?政府一位人士说:“说实话,作为参与政府第2期的文在寅政府对官僚的不信任只是没有浮上水面而已,早已众所周知。”
事实确实如此。曾在参与政府担任首任青瓦台政策室长的庆北大学名誉教授李正雨,在文在寅政府成立前曾公开建议“不能重用官僚”。他还说:“如果让官僚出身者坐上政策室长或经济首席的位子,改革就没戏了。”仿佛是有所共鸣,文在寅政府将政策室长和经济首席都安排为教授出身者。内阁中正统官僚出身者也很少。除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兖、金融委员长崔钟球等少数人外,大多安排了学界和市民团体出身者。就连过去属于官僚的青瓦台秘书官职位,也大多由执政党出身人士占据。某部门一位高层人士甚至倾诉说:“强烈感到对官僚的不信任比参与政府初期更高。”
当然,文在寅政府一度运行顺畅。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曾一度突破80%。虽有经济副总理“被跳过争议”,但从表面看,青瓦台也为经济副总理助力,“进步”的政治势力与“保守”的官僚势力似乎在没有太大冲突的情况下尝试化学结合。但这只是短暂的。随着文总统严厉斥责内阁,官界出现分析认为,“不安的缝合”是否已经结束。
问题在于,进步政权与保守官僚之间的根本性不一致难以轻易缝合。前任长官及专家们认为,由于对官僚的不信任、根本性的差异等原因,第二次、第三次斥责官僚还会再出现。首先,官僚们保守倾向强烈。他们试图在市场框架内运用政策。很难从骨子里认同即便逆市场而行也要推行政策的进步政权的哲学。就业问题也是如此。文总统斥责称“看来政府仍残留着就业由民间创造的固有观念”,次日金经济副总理却表示“将支持民间就业而非公共部门”。政府称“脉络是一致的”,但也有解读认为,这暴露了进步政权与官僚社会看待就业问题的根本视角差异。
文总统要求的大胆行政执行也是如此。文总统表示“对积极行政将给予破格奖励”,要求公务员积极主动,但官僚们更强调“责任”。政府一位高层官僚说:“每逢政权更替期不是见得多了吗?迎合政权的路线结果被拘留,或者被打上‘红字’而在人事上被排除,谁还会动?”意思是,政治势力走了就完了,官僚却要留下来承担责任。
青瓦台的influence过度也是问题。文在寅政府描绘了大青瓦台的蓝图。复活了政策室长,设置了经济辅佐官职位。还新设了就业委员会,由此引发“屋上架屋”的批评。由于青瓦台主导,经济副总理和社会副总理的号令难以确立,进而导致部门间步调不一。各部门反应称:“光是处理从青瓦台各处下达的指示事项就自顾不暇。”但也很难看到青瓦台掌控全局、进行协调的样子。金副总理、政策室长张夏成、公正交易委员长金尚祖曾聚在一处高喊“一个团队、一个声音”,但很难看到配合如齿轮般默契的评价。一位曾担任长官的高层官僚建议说:“既然把青瓦台描绘得很大,现在要么就负责推动政策,要么把政策下放给各部门”,“应复活过去西别馆会议那样的框架,对敏感事项作出精准而恰当的应对。”
/fusionc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