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A美容企业负责人因最低工资上调的影响,日前忍痛裁员。因为需向实习生、员工、合伙人等支付的费用达157万韩元,多则超过170万韩元。由于必须把休息时间与工作时间分开,员工培训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只能在晚上开展培训,并与员工串好口径谎称没有进行培训,原因是担心被举报。他指出:“最低工资政策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违法者”,“还出现了因担心有人怀恨在心成为内部举报者而彼此互不信任的情况”。
# 在京畿安山Smart Hub(原半月工业园区)经营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李某表示:“在完全不考虑企业恶劣经营环境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名单加以污名化,对经营者和劳动者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他还补充说:“不是倾听因最低工资上调而陷入困境的小微中小企业人士的声音、改善副作用,而是以这种对外羞辱的方式施压,对经营企业的人来说只能是负担。”
随着最低工资的后续冲击延伸至公开名单,企业陷入不安。尤其是中小企业和自营业者中相当一部分难以承受大幅上调的最低工资。实际上,韩国雇佣劳动部最近以3002家自营业者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80%属于拖欠工资及未遵守最低工资的业者。若按工会和政府的说法,10家自营业者中有8家将成为准违法者。利用这一点在社交网络服务(SNS)上曝光或向雇用劳动部举报的案例也明显增多。
一位餐饮企业老板最近遭遇了荒唐的经历。在招聘过程中,兼职人员表示愿意接受低于最低时薪的金额、也可不领周休津贴,并签了合同。此后该兼职员工突然辞职,随后向劳动厅举报。餐饮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还有人到忙得不可开交的烤肉店做兼职,在最初交接工作的一天里以没有签合同为由举报。”这位人士还提高声调说:“自营业者当然也要遵守法定雇用保障和合法程序,但有意、惯常地利用这种漏洞不也是问题吗?”
一位便利店店主在青瓦台国民请愿留言板上说明了无法支付最低工资的原因。这位自称是在京畿道始兴经营加盟便利店的35岁男性的店主表示:“因最低工资上调,今年起我每天晚上11点上班,次日下午3点下班”,“缴纳各种税金、给兼职人员发工资后,按剩下的钱计算我的时薪,大约为5500韩元左右”。他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销售额少而无法支付最低时薪,却说这是店主的责任,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小工商业者联合会会长崔承载对民主劳总公开违反最低工资业者名单一事表示强烈担忧,称“以部分业主的违法行为为由进行拉帮结派式的煽动,对解决事态毫无帮助”。他还表示:“连最低工资水平的薪酬都无法支付给劳动者的经营场所,绝大多数是公司濒临倒闭的情况,公开这类经营场所的名单实际上等于给植物人拔掉氧气呼吸机”,“先弄清业主是故意拖欠工资,还是没有支付能力,再指出是非也不算晚”。
对于此次民主劳总公开名单,专家们解读为意在扭转“最低工资上调使小微工商业者难以维生”这一舆论的举措。民主劳总首席副委员长金敬子当天在首尔中区民主劳总举行的记者会上继续进行直白的批评。她表示:“以各种借口试图使最低工资失效的行为正以‘不问缘由式’‘蛮干式’推进”,“我们将公布10家名单,强烈要求予以严厉处罚”。
另一方面,随着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人工费负担增加,中小企业的景气展望指数已连续3个月下滑。尤其是1月中小企业人士将“人工费上升”列为最大经营难题的首位,显示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冲击波正在现实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