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媒体报道《赵德济,下体猥亵达6次……被推翻的拍摄花絮鉴定书》之后,赵德济亲自出面核实事实。
所谓“赵德济事件”,是指2015年4月赵德济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未经事前协商便将手伸入A某裤内触摸身体部位等,被控强制猥亵而被提起公诉一案。一审判决无罪,但二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命令其完成40小时性暴力治疗课程。此后向韩国大法院提出上诉的赵某请求电影界自行开展真相调查,主张自己并未实施性骚扰,坚称无罪。
26日下午,赵德济在Seoul Economic Daily Star社址与记者见面时表示:“希望那些只站在A(女演员)一方、未核实事件真相就予以协助的社会团体作出有责任感的行动和真诚的道歉。”
→以下是与赵德济的一问一答。
Q. 同一段花絮视频由尹龙仁博士再次进行了判读,结果完全不同。
A. 据我所知,尹龙仁博士与最初不同,这次是以委托人即女演员提供的前提资料——伤情诊断书为基础重新检验视频的。那份在京畿道利川一家小型医院开具的诊断书,是按女演员口述的“防御性骚扰时产生的伤口”开出的两周伤情诊断书,曾因不具备证据能力而被法院排除。以本人自行拍摄并提供的资料作为鉴定的重要前提事实来进行评价,这本身就不客观。
Q. 有人主张,视频中赵德济演员在拍摄时张着嘴,不是亲一下而是想要接吻,使女演员感到羞耻,因此从这时起就是性骚扰。
A. 实际上并没有亲,只是为了给人一种想要亲的感觉而张着嘴,这就是性骚扰吗?女演员主张的是她不知道拍摄的尺度,以及导演给男演员的指示。但分镜脚本全都分发了,甚至在剧本朗读时演员和导演全部聚在一起进行了讲解。并不是导演只把我带到不公开的地方单独说的。因为需要与演员相互协调,女演员所属公司代表、经纪人都在现场听到了。
Q. 若从女演员一方提问,是否有可能赵德济演员表现出超过导演指示的过度表演热情?因此女演员是否有可能将其理解为性骚扰?
A. 按女演员的说法,演员当时处于不能NG的状况,也不能随意喊卡。这只能看作是与团体方面串通好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张勋导演说过一些话。他曾遗憾地表示“本应更大胆一些、尺度还应更进一步,但没做到”。这段发言已作为(审判记录)的录音笔录被提交。
在现场的副导演也说,在拍摄两分多钟的强奸场面时,他感觉到导演是在等待某种画面出现。导演本人既编剧又执导,想必觉得比预期要弱。也有其他导演说“若是我,就不会用这个镜头”。因为从影像上能看出实际并没有打女演员。可是女演员却撒了弥天大谎,说“疼得倒下、到了无法表演的程度”。
Q. 影像判读意见中,“将赵德济的倾向分析为‘权力独断型性暴力犯’或‘剥削型性暴力犯’类型”。
A. 一方面主张那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尺度的表演、事前甚至无法认知,一方面主张女演员处于弱者地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演员还能继续拍摄下去吗?我想这样问。这种状况本身就已是NG状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女演员主张自己没有表演,那么在4分多钟的拍摄期间女演员不表演的话是在做什么?这种事可能吗?
导演与男演员串通、只有两人达成一致,而在摄影导演、录音导演、灯光导演等主要工作人员乃至副导演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拍摄,这可能吗?我反而想抛出这个问题。
此后女演员和女性团体匆忙用“紧张性不动化”一词来解释,但通过各项论文已表明这同样与女演员的事件毫无关联。看实际影像可以确认女演员并没有僵硬的样子。
Q. 按女演员所说,面对极度恐惧和无法回避的状况,虽然与以身体不动和肌肉僵硬为主要特征的“紧张性不动化”未必完全相同,但是否也可能经历了些许类似的情绪?
A. 重要的是,电影《没有爱情》是女演员作为女主角参演的影片,她拥有比制作公司和导演更大的主导权。实际上事件发生后她不打招呼就中断联系,以致总制片人紧急赶到现场见她,甚至引起了骚动,由此可见女演员在本片中的影响力不小。此外,被强制中途退出电影的是赵德济,女演员则把电影拍到了最后。
Q. 意思是说,那不是对女演员不利的拍摄现场,而是优先配合女主角意愿的现场吗?
A. 如果那种状况真的不合理、问题很多,当时就该提出问题并起诉导演和制作公司等,但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戏全部拍完了。一审期间一直没什么话,直到一审宣判赵德济无罪,才匆忙去找女性团体的正是女演员。
Q. 女演员主张,事件之后她遭受了巨大的不利并在演员生涯上受到打击。
A. 从提起控告起到一审期间,女演员拍了多部电视剧和广告,活动活跃。最近也听说她出演了TVN的电视剧。至少女演员并未因这一事件受到任何不利。
Q. 一审宣判无罪后,二审判为有罪。目前正在等待韩国大法院的最终判决,但很想知道二审判决与一审不同、发生反转的原因。
A. 一审宣判无罪后,“真相终于被查明了”的安心感还未散去,到了二审,令人震惊到合不上嘴、数量庞大得可怕的众多团体,在闭耳闭眼的状态下向我扑了过来。
结果一审被推翻,二审判定有罪。她们举办了名为“那不是表演,而是性暴力”的紧急论坛,女性团体向高等法院院长提交了超过100页的陈情书和请愿书。她们持续开展旁听活动,多人参与我的审判。此后还召开了欢迎“男演员A性暴力事件”上诉审有罪判决的记者会。众多团体对一个个人进行了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我只是一个作为社会一员工作的人,独自一人面对那么多团体,怎么可能提出主张呢。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向部分媒体和女性团体提问,我想说一句话:你们的良心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