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7 | 서은영 기자

[书架]被憎恶染污而消逝的生命…以记录抗争的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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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被以文字记录下来曾是一种特权。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是如此。那些连墓碑上都刻不上一个字便死去的下层灵魂,除非成为留下审判或服刑记录的罪人,几乎不可能留下生命的记录。即便是上层阶级的女性,记录也是必须争取才能获得的特权。多数人只是作为某人的妻子、母亲或艺术家的缪斯,艰难地存活于纸页之间。

在这里,有一些女性作家复原了那些未被记录、或只留下被他人扭曲的生命记录便离世的女性的人生。这项复原工作比发掘文物更为艰难。因为若是在当世就被认可其价值的人生,也不会被如此埋没。

研究英国贵族与医学史的作家兼记者温迪·穆尔在《打造完美妻子》中,从18世纪英国诗人、反奴隶制运动家、畅销儿童读物作家托马斯·戴(1748∼1789)的人生里,打捞出一位名叫萨布丽娜·西德尼的无名女性。在此过程中,她揭露了这位倡导黑人人权的进步知识分子、被称为贫民之父的戴,实际上深陷严重的厌女情绪,因找不到符合其扭曲女性观的结婚对象,竟领养11岁、12岁的孤女,将其培养成符合自己理想型的妻子候选人,推进了一项反人权计划。萨布丽娜正是这一计划的牺牲品,她在不知缘由的情况下,不得不忍受近乎虐待的训导——被滚烫的蜡油滴在皮肤上、被枪射向裙子也不许惊慌。即便考虑到当时女性在法律上并未获得独立权利的处境,戴的实验也明显是反人权的。然而,政治家兼教育家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科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女作家安娜·苏厄德等他身边的知名人士,同样对这场实验袖手旁观。

最终守住自己人生的是萨布丽娜。拒绝与戴结婚的萨布丽娜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觉醒了自我决定权,日后成为一个名门之家的管家,协助慈善团体与学校运营,参与了真正的教育革新。然而,为了子女而试图隐瞒孤儿出身的萨布丽娜,其人生只在当时出版的他人自传或小说中留下线索,在穆尔执着的采访展开之前,一直埋藏于黑暗之中。她因被弃于孤儿院、因结识戴、此后又因结婚与丧偶而数次改名,作者从数百年前的孤儿院登记簿、教区洗礼名册、字迹几乎无法辨认的墓志铭,一路追寻到萨布丽娜肖像画的真品,将这些碎片聚拢,酿成如小说般生动的非虚构作品。

另一位踏上寻找被掩埋的女性人生之路的女性作家,是文学杂志主编兼书评人杰萨·克里斯平。自杀未果的作者,追随那些对抗世界而出走的女性、与被标本化的男性气质抗争的男性的足迹,踏上流浪之途。作者写下的九个人物与城市的记录,是为了从被记录的人生走向记录者的人生而进行的搏斗。

在爱尔兰戈尔韦,她遇见了因过于具有主体性而无法成为他人缪斯的女性参政权运动家莫德·冈。虽然一生被贴上“拒绝了天才诗人威廉·叶芝求婚的革命家”的标签,但莫德·冈从未按照叶芝在诗语中构筑的幻想生活,作者通过她学到了坚守信念的人生价值。在的里雅斯特,她共情于天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妻子与缪斯——原曲已消失、只在乔伊斯的改编中存活下来的诺拉·巴纳克尔那被风化的人生。作者说:“当妻子是艺术家的缪斯、是替他记录话语的人,当妻子是艺术的催化剂与助产士时,我们爱她”,“当妻子唠叨抱怨时……(中略)……当她催促他去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时,当她因他酗酒闹事而把他赶出家门时,我们憎恨她。”最终,我们对艺术家妻子的苛刻目光,抹去了诺拉的人生。

教师兼青少年小说作家苏珊·坎贝尔·巴托莱蒂在《危险的厨娘玛丽》中介绍的玛丽·马伦,是笼罩在女性以及移民劳工身上的厌恶阴影所造就的另一个牺牲品。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纽约的爱尔兰籍劳工玛丽,曾在上流社会的夫人之间以手艺高超的厨娘闻名,但因造成24名伤寒病患,在“伤寒玛丽”的污名中沦为恐惧与厌恶的对象。以当时的医学知识无法解释的“健康带菌者”玛丽,饱受把她当作罪犯对待的卫生当局与警方,以及热衷于把女性移民劳工塑造成女巫的黄色新闻的夹击,最终在隔离病房被幽禁26年后结束生命。问题是,那些引发伤寒群体性发病的男性健康带菌者,既没有像玛丽那样被报纸公布真实姓名和照片,也没有被采取隔离措施。

最终,三本书的作者打捞出的,是拥有名字的女性的人生,也是抹去她们名字的厌女史。在这些不把漫长的厌女编年史推诿为某一个人的不幸、怪行或暴行的人手中,历史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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