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7 | 조상인 기자

[赵相仁的艺-<47>罗惠锡《自画像》] 刚毅面容上摇曳的眼神……承载新女性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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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池渊管弦乐团团长玄松月率领的朝鲜艺术团先行检查团近日访问韩国,考察了江陵、首尔等地的演出场馆后返回。虽然只是过夜一晚的两天一夜短暂行程,但外界关注格外火热。从对外貌的评价到服饰、表情等琐碎细节,议论沸腾。下月平昌冬奥会开幕前后,不仅朝鲜代表团,艺术团和助威团也将踏上韩国土地,但看待她们的目光,似乎与2002年釜山亚运会时把朝鲜助威团称为“美女军团”,或2014年仁川亚运会时聚焦朝鲜“美女助威团”并无太大不同。细究起来,社会看待女性的态度与100年前相比也没有多大改变。作为韩国最早的女性西洋画家、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觉者,却在当世被烙上“坏女人”印记,最终作为流浪病人凄凉离世的罗蕙锡(1896~1948)。倘若她活在当下,是否真能幸福?

一位鼻子格外高长、脸型瘦长的中年女性占满了整个画面。五官硕大,加上橙色阴影衬托出突起的颊骨,散发出坚毅的印象。然而,那双又大又黑又深的眼睛在动摇,一字紧闭的嘴角投下阴影,传递出难以化解的深切苦恼。卷曲的发丝暗示她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气质高雅的深绿色外套包裹着圆润的肩膀。与有微光透入的褐色调右侧墙面相比,垂着深蓝黑色帘幕的左侧背景要暗得多,女子的一侧肩膀仿佛要被吸入那深渊般的帷幕之中。那帷幕何其幽暗、何其沉重,令人想象那或许就是世界的重量。装饰只有缀着一颗珍珠色纽扣的银灰色衣领,衣着素朴,却因此更显优雅。蘸满白色颜料重重点出的珍珠色纽扣勉强扣住衣领,令人揣测:这位女子立足于现实与社会,也同样是艰难维持的。画面下方左侧写着“蕙锡”,右侧则取名字的英文首字母与罗(Rha)姓的首字母,写作HR。

长久以来,罗蕙锡的遗属一直把这幅画视为“自画像”珍藏。但与黑白照片中可确认的罗蕙锡的蛋形下颌线相比,画中脸型更长,鼻子也太大,透着聪慧的细长眼睛也略有不同。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这不是自画像,而是另一位女性的肖像。不过,这幅自画像或许正是罗蕙锡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作为代言众多女性无数声音的女性,替时代背负起的那幅凄凉的时代肖像。

要追溯其中缘由,首先需要了解罗蕙锡的一生。她1896年出生于京畿道水原新丰里,父亲罗基贞是曾任郡守的官僚出身,她是家中二男三女中的次女。她毕业于美国传教士创办的进步学校水原三一女校,后迁往首尔就读进明女校,以优等生身份毕业,名字还登上了报纸。哥哥罗景锡劝她赴日留学,她考入东京的女子美术专门学校女子美术大学西洋画科。

1914年留学期间,17岁的她在朝鲜人留学生机关刊物《学之光》上发表了《理想的妇人》一文,很早便对女性的社会权利有所觉醒。3年后,她又在同一杂志上刊文,反问道“我们朝鲜女子难道不该像个人一样活着吗?”,呼吁女性觉醒。罗蕙锡的初恋、文学家崔承九正是《学之光》的编辑之一。初恋早逝后,罗蕙锡写下了名为《可怨的春夜》的抑郁心境之作。

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罗蕙锡与同伴谋划扩大女性界的示威。3月8日被捕,服刑约5个月。留学时经哥哥介绍认识的、年长她十岁的律师金雨英担任辩护,这段缘分在1920年4月促成了贞洞礼拜堂的婚礼。当时罗蕙锡向未来的丈夫提出了“结婚条件”。“请一生都像现在这样爱我。不要妨碍我画画。请让我与婆婆和前妻的女儿分开居住。”

接受了这些破格条件的金雨英夫妇,把蜜月旅行地选在了罗蕙锡初恋崔承九的墓前。丈夫守住了承诺。1921年,罗蕙锡的首个个人展在京城日报内青阁举办。这场展览无论男女,都是朝鲜举办的首个西洋画个人展。个展结束后不久出生的长女,被取名“金罗悦”,意为金雨英与罗蕙锡的喜悦。这也堪称为实践男女平等而共用父母姓氏的首个案例。与被任命为外交官的丈夫一同出发的环球旅行也颇为轰动。她把每隔2年Teoul生下的三个孩子托付给釜山婆家,夫妻二人单独启程。

喜悦是短暂的。丈夫在柏林研习法律,而在巴黎学画的罗蕙锡,与天道教教领、独立运动家三十三人之一的崔麟陷入婚外情。正如“爱由眼来,酒由口入”,她如火般沉溺其中,这也成为日后离婚的导火索。《自画像》是罗蕙锡逗留巴黎的1928年前后所作。画风西式,且透出与悲伤颇为不同的苦恼,正是缘于这些内情。离婚后成为“坏母亲”的罗蕙锡,再也无法见到孩子。她拼命作画,勤奋写作。其间,抛弃气节向日本帝国妥协的崔麟即将升任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参议这一高位之际,罗蕙锡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离婚告白书》。世间为之震动。她通过如今也难以想象的细致自我告白,谈论了贞操观念上的男女平等。同时,她向崔麟提起了金额高达当时1万2000元的“贞操蹂躏慰问金请求诉讼”。

实际拿到部分慰问金的罗蕙锡本想前往法国,却因护照签发问题被迫留在韩国。但她并未轻易放弃或绝望,像自画像中的她一样坚毅。罗蕙锡开设了女性专用美术学舍。这既是出于女性运动也是出于美术教育的考量,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把女儿送到一个闹得满城风雨、离过婚的女人所教的美术学院。在世人的刺目注视中,罗蕙锡的人生日渐枯萎。在见不到子女的不幸中,她辗转于修德寺、海印寺、多率寺、麻谷寺、通度寺等寺院生活。她在修德寺偶遇顾庵李应鲁并看出其才华的轶事也很有名。手抖症加重使她难以作画,所幸还能写作,1938年在《Samchully》上发表《海印寺的风光》成为她的最后之作。此后行踪不明的她,于1948年在首尔元晓路市立慈济院以“无亲无故者”身份凄凉离世。曾如孔雀般活过的罗蕙锡就这样离去。

作者虽逝,作品本应留存。但生前家中曾发生大火,作者身后,保管大量手稿与画作的哥哥罗景锡的家在韩国战争期间被朝鲜军占领,作品成堆地消失了。杰作就这样变成了某个朝鲜军人取暖的引火柴。曾任罗蕙锡学会会长的美术评论家、东国大学讲座教授尹凡牟解释说:“罗蕙锡生前发表了包括朝鲜美展参展作18件在内的约300件作品,但未能妥善流传,如今被主张为罗蕙锡作品的约有40~50件”,“经多次专家鉴定,其中仅有三分之一被确认为真品”。可称为确凿真作的,只有《自画像》和三星美术馆Leeum收藏的1935年作《华宁殿芍药》等,用十个手指便能数完。展现出野兽派般强烈色感、表现主义式奔放笔触的早中期作品只能通过黑白图录观看,实在令人遗憾。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有推定为1940年后期作品的小品《舞姬(康康)》,但或许因手抖严重,缺少她特有的力度。也可能因画幅小,也可能是世界让她疲惫了。即便如此,她以康康舞为题材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那是那些舞姬的舞台背影——她们高高踢腿,仿佛在说“想看就看吧”,自信地起舞,反问旁人何必那么好奇别人的裙下、看得发呆。

“我曾是人偶/作为父亲女儿的人偶/作为丈夫妻子的人偶/是他们的玩物……”

罗蕙锡为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火种的亨里克·易卜生《玩偶之家》译本《娜拉》(1922年)的开篇,以这样的诗作词。所幸她的文字比画作留存得多得多。尤其是描写女留学生的自传体短篇小说《琼姬》,以及育儿经历式随笔《成为母亲的故事》等,正在重新确立她作为文学家的地位。

罗蕙锡的《自画像》与同期所绘的未完成作《金雨英肖像》一起,于2015年11月由遗属捐赠给水原市,成为水原市立I'PARK美术馆的藏品。遗属是罗蕙锡的小儿子、前韩国银行总裁金乾及其夫人李光日。金前总裁一生从未提起母亲。他是在母亲婚外情与离婚之间出生的幼子,成长过程中未曾感受过母爱,加之被世人指责的母亲带来的心理重压所致。据传,即便在韩国银行总裁就任记者会上,他也否认了生母的存在。然而,他的客厅里始终挂着母亲的画。未曾唤出口的思母之歌,在临死前以遗言的形式爆发。这位幼子留下把母亲的画作捐给公立美术馆的话语后离世。

“四个孩子啊,不要怨恨母亲,去怨恨社会制度、道德、法律和陈规陋习吧。你们的母亲是在过渡期作为先觉者,被命运之绳所牺牲的人。”

罗蕙锡在1935年投给《Samchully》的《步入新生活》中如此呼喊。恰好这幅画正在国立现代美术馆德寿宫馆持续至4月1日的“新女性到达了”展中展出。与一向如此那样,与《金雨英肖像》并排悬挂。90年过去,她依然以充满苦恼与忧虑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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