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学在读时的一段往事。系里聚会结束后,约20人聚到一家中餐馆。系会长喊道:“炸酱面还是海鲜辣汤面?”一数人数,少了一个人。那一刻,一名女生举手说:“我要炒饭。”几个反应迟钝的男生脸上掠过一丝茫然,没能理解这突发状况。随即四处响起“哎呀,真是的”“统一一下”“更贵,就那么吃吧”这类极其无知的抱怨。那名女生满脸窘迫地答道:“对不起,我吃炸酱面。”
这是当时习惯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代人身上常见的插曲。军队、警察、官僚等权力机构自不必说,企业、学校等整个社会都盛行上命下从的整体主义文化。就连声称要推倒威权体制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内部,也把为大义牺牲小义即个人视为理所当然。
或许是被这种代际文化浸染太深。平昌冬奥会前,女子冰球组成朝韩联合队,听说几名韩国选手将被排除在代表队之外时,除了“有点可惜”的情绪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抵触感。只是好奇组建联合队是否是正确的政治选择。出乎意料的是,上次大选中把选票大量投给文在寅总统的20、30岁一代反应极为强烈。
一名求职者说,“因为对因政治原因落选代表队的选手们的眼泪产生了共情。”在自己进入社会之路茫茫的处境下,选手们的血汗努力乃至能力也被像破鞋一样丢弃的现实,让人觉得并非他人之事。
这些年轻人正是为文在寅总统就职演说中“机会将是平等的,过程将是公正的,结果将是正义的”而欢呼的一代。他们想必也认同现政府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消除非正规职、废除学历歧视、地方分权、房价稳定等大义。但进入具体层面,情况就不同了。不满正在扩大:由于只聚焦于“正义的结果”,个人的努力被忽视,“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过程”遭到冷落。
求职者对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强烈反弹就是典型例子。他们认为,非正规职仅因赶上好政权就占据了优质岗位,而自己连考试的机会都被剥夺。公共机构招聘时按比例录用地方人才的政策,也引来“在地方努力读书考到首尔上大学是罪吗”的怨言。盲选招聘也是一样。最低工资上调眼下固然是好事,但人们也普遍担心这样下去连打工岗位都会减少。
事实上,既得利益一代搭上高速增长期的顺风车积累了资产,却又通过减少正规职岗位等筑起了固若金汤的堡垒。作为代价,青年层在升学、就业等方面被迫陷入必须提升能力、踩着朋友上位的残酷生存竞争。所谓能力主义曾是过去韩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如今也是拉低整个社会幸福感的主要原因。
然而,既然社会不可能一瞬间改变,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就是他们生存的最后堡垒。在不知“正义的结果”何时到来的情况下,公正的过程是绝不能放弃的底线。就此贬低20、30岁一代过于现实、只顾各自求生而无视共同体价值或大义,无异于政治上的无能。
随着代际矛盾、移居劳动者等问题交织,社会已进入用“保守对进步”的阵营价值来说服的时代即将终结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政府应以此次平昌联合队风波为契机反思:我们社会最大的弱者并非左派阵营传统支持层的劳动组合,而是求职者或自营业者等群体。无论大义名分多好,也不能超越现实。当前迫切需要的不是打着“善意”的旗号施压,而是至少在政策节奏调控、精细组合与沟通上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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