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玄松月为团长的三池渊管弦乐团带领的朝鲜艺术团先行考察团近日访问韩国,察看了江陵、首尔等地的演出场馆后返回。虽然只是住一晚的两天一夜短暂行程,但关注度格外火热。从对外貌的评价到服饰、表情等琐碎细节都引发热议。下月平昌冬奥会开幕前后,不仅朝鲜代表团,艺术团和助威团也将踏上韩国土地,但看待她们的目光,恐怕与2002年釜山亚运会时把朝鲜助威团称为“美女军团”、或2014年仁川亚运会关注朝鲜“美女助威团”时并无多大不同。细究起来,社会看待女性的态度与100年前相比也没有太大变化。作为韩国最早的女性西洋画家、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觉者,却在当时被打上“坏女人”的烙印,最终以流浪病人身份凄凉离世的罗蕙锡(1896~1948)。假如她活在今天,是否真的会幸福?
一位有着格外大而长的鼻子和长脸的中年女性占满了整个画面。五官硕大,加上橙色阴影衬托出的高颧骨,给人强悍的印象。但那双大而黑、深邃的眼睛透着动摇,紧紧闭成一字的嘴唇笼罩着阴影,传达出难以化解的深沉苦恼。卷曲的头发暗示着她是当时走在前面的“新女性”。有气质而高雅的深绿色外套包裹着圆润的双肩。相比透进微光的褐色调右侧墙壁,垂着墨蓝色帷幕的左侧背景要暗得多,女人的一侧肩膀仿佛要被吸入那深渊般的帷幕之中。那阴暗与沉重,令人想象是否正是世界的重量。装饰只有缀着一颗珍珠色纽扣的银灰色衣领,是朴素的衣着,却因此更显优雅。正如蘸满白色颜料点出的珍珠色纽扣勉强扣住衣领一般,这位女性立足于现实与社会,或许也是艰难维系着的——不禁这样揣测。画面下方左侧写着“蕙锡”,右侧则取名字的英文首字母与罗(Rha)姓的首字母写作HR。
长久以来,罗蕙锡的遗属一直把这幅画当作“自画像”珍藏。但与黑白照片中可确认的罗蕙锡蛋形下颌线相比,画中脸更长,鼻子也过大,透着聪慧的细长眼睛也略有不同。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这并非自画像,而是另一位女性的肖像。不过这幅自画像,或许正是罗蕙锡作为时代先觉者、作为代表众多女性无数声音的女性,替时代背负的那份凄凉的时代肖像。要追寻这段来由,首先需要了解罗蕙锡的人生。她1896年生于京畿道水原新丰里,父亲罗基贞是曾任郡守的官僚出身,她是二男三女中的次女。她毕业于美国传教士创办的进步学校水原三一女学校,后迁往首尔就读进明女学校,以优等生身份毕业,名字还登上了报纸。哥哥罗景锡劝她赴日留学,她考入东京的女子美术专门学校——女子美术大学西洋画科。
留学期间的1914年,她以17岁之龄在朝鲜人留学生机关刊物《学之光》上发表了题为《理想的妇人》的文章,很早就对女性的社会权利有所觉醒。三年后,她又在同一杂志刊文,反问“我们朝鲜女子现在也该像个人样了吧?”,呼吁女性的自觉。罗蕙锡的初恋、文学家崔承九正是《学之光》的编辑之一。初恋早逝后,罗蕙锡写下了心境忧郁的《怨恨的春夜》。
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后,罗蕙锡与同伴谋划在女性界扩散示威。她于3月8日被捕,经历了五个多月的牢狱之苦。留学时经哥哥介绍认识的、年长她十岁的律师金雨英担任了辩护,这段缘分在1920年4月发展为贞洞礼拜堂的婚礼。当时罗蕙锡向未来的丈夫提出了“结婚条件”:“一生都要像现在这样爱我。不要妨碍我画画。让我与婆婆和前妻的女儿分开居住。”
接受了这些破格条件的金雨英夫妇,把蜜月旅行去了罗蕙锡初恋崔承九的墓地。丈夫守住了承诺。1921年,罗蕙锡的首次个人展在京城日报内青阁举办。这次展览是朝鲜历史上首个西洋画个人展,不分男女。个展结束后不久出生的长女,取名“金罗悦”,寓意金雨英与罗蕙锡的喜悦。这也堪称为实践男女平等而父母姓氏并用的首例。与被任命为外交官的丈夫一同出发的环球旅行也颇为轰动。她把2年Teoul生下的三个孩子托付给釜山的婆家,夫妇二人单独启程。
喜悦是短暂的。丈夫在柏林学习法律,而在巴黎学画的罗蕙锡与天道教教领、独立运动三十三人之一的崔麟陷入婚外情。正如“爱从眼来,酒从口入”,她如火般沉溺其中,日后成为离婚的导火索。《自画像》是罗蕙锡逗留巴黎的1928年左右所作。画风偏西方,以及能感受到与悲伤截然不同的苦恼,背后就有这样的缘由。离婚后被视为“坏母亲”的罗蕙锡再也不能见到孩子们。她拼命投入绘画,勤奋写作。其间,舍弃气节与日本帝国妥协的崔麟即将升任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参议高位之时,罗蕙锡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离婚告白书》。世间为之震动。她通过如今也难以想象的细致自我告白,谈论贞操观念上的男女平等。同时,她向崔麟提起了当时金额高达1万2000元的“贞操蹂躏慰问金请求诉讼”。
实际上拿到部分慰问金的罗蕙锡打算前往法国,却因护照签发问题滞留在韩国。即便如此,她也没有轻易放弃或绝望,如自画像中的她一样强韧。罗蕙锡开设了女性专用美术学舍,兼顾女性运动与美术教育,但几乎没人愿意把女儿送到一个闹得满城风雨离婚的女人所教的美术学院。在世人尖刻的目光中,罗蕙锡的人生日渐枯萎。在见不到子女的不幸中,她辗转于修德寺、海印寺、多率寺、麻谷寺、通度寺等寺庙生活。她在修德寺偶遇并看中顾庵李应鲁才华的轶事也很有名。手抖症加重使绘画变得困难,所幸还能写作,1938年在《Samchully》发表的《海印寺的风光》成为最后之作。此后行踪不明的她,于1948年在首尔元晓路市立慈济院以“无依无靠者”身份凄凉离世。曾如孔雀般生活的罗蕙锡就这样离去。
作家走了,作品本应留下。然而生前家中曾遭大火,作家身后,保管大量原稿与画作的哥哥罗景锡的家在朝鲜战争时被朝鲜军队占领,成批散失。杰作就这样变成某个朝鲜军人取暖的引火柴而消失。曾任罗蕙锡学会会长的美术评论家、东国大学席座教授尹凡牟解释说:“罗蕙锡生前发表了包括朝鲜美展参展作18件在内约300件作品,但未能妥善流传,目前被主张为罗蕙锡作品的约有40~50件”,“经多次专家鉴定,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确认为真品”。可称确凿真作的,大约只有《自画像》和三星美术馆Leeum收藏的1935年作《华宁殿芍药》等,十指可数。像野兽派那般强烈的色感、表现主义式毫无顾忌的笔触,这些初期与中期作品只能通过黑白图录观看,实在令人惋惜。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着推定为1940年后期作品的小品《舞女(康康)》,但或许因手抖严重,少了特有的力度。可能是画幅小的缘故,也可能是世界让她疲惫了。尽管如此,以康康舞为题材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那正是那些舞女的舞台背影——她们仿佛在说,别人的裙下有什么那么好奇,值得看得发呆吗?于是高高踢起腿,一副“要看就看”的自信姿态起舞。
“我曾是玩偶/作为父亲女儿的玩偶/作为丈夫妻子的玩偶/是他们的玩物……”
罗蕙锡在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火种的亨里克·易卜生《玩偶之家》译本《娜拉》(1922年)的开篇,以这样的诗句写成歌词。所幸她的文字比画作留存得多得多。特别是以女留学生为题材的自传体短篇小说《琼熙》和育儿经验之谈般的随笔《为母的故事》等,正在重新确立她作为文学家的地位。
罗蕙锡的《自画像》与同时期创作的未完成作《金雨英肖像》一道,于2015年11月由遗属捐赠给水原市,成为水原市立爱宝美术馆的藏品。遗属是罗蕙锡的小儿子、前韩国银行总裁金乾及其夫人李光日。金前总裁一生都不曾提起母亲。作为母亲婚外情与离婚之间出生的幼子,他在未曾感受母爱中长大,想必也被世人指责的母亲带来的负担所压迫。据传,即便在韩国银行总裁就任记者会上,他也否认了生母的存在。然而他的客厅里始终挂着母亲的画。未能唱出的思母曲在临死前的遗言中喷发。这位幼子留下把母亲的画作捐给公立美术馆的话语后辞世。
“四个孩子啊,不要怨恨母亲,去怨恨社会制度、道德、法律和陋习。你们的母亲是过渡期的先觉者,是被那命运之绳牺牲的人。”
罗蕙锡在1935年投给《Samchully》的《步入新生活》中如此呼喊。恰好这幅画正在国立现代美术馆德寿宫馆展出,参加持续到4月1日的“新女性抵达了”展。一如往常,与《金雨英肖像》并排悬挂。90年过去,她依然以充满苦恼与忧虑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