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就业意愿或准备读研的青年,为了领取15万至20万韩元左右的政府补贴而申请就业成功套餐。对这些青年,任何咨询都没有效果。老实说,甚至让人觉得只是浪费税金。”
◇政府急于求成的短期业绩焦虑=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调查报道组采访的一位就业成功套餐咨询师指出,问题从青年层的筛选结构就开始了。他评价说,对18至34岁未就业青年几乎不设限制地开放,反而成了毒药。就业成功套餐是最明确地暴露政府青年就业政策问题的案例之一。它是青年就业政策中占用大量预算的项目,但听取现场声音后,预算浪费的事实便清晰显现。该项目面向青年开展就业诊断、路径设定、就业培训等,去年投入预算1873亿韩元,今年编列了约两倍的3524亿韩元。相比政府扩大项目的速度,就业成功套餐现场对副作用的呼声正在增大。该项目最初是面向低收入层和弱势群体启动的,但随着一般青年层大量涌入,政府的就业政策患上了“消化不良”。专家们的共同意见是,这是政府生硬改造了初衷不同的项目,并且每年设定过高数值目标所导致的结果。
政府急于求成的短期业绩焦虑,在以就业教育为对价支付给民间委托机构的激励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自2015年起,为让参与就业成功套餐的青年尽快就业,依据从参加教育起多快成功就业来加分并支付激励金。因此出现了民间机构不是优先选拔需要就业帮助的青年,而是主要选拔所谓“履历漂亮”、看起来容易就业的青年的现象。有评价称,这是政府的数字焦虑所生的副作用。
◇青年与就业咨询师相互不满=参与就业成功套餐的青年层与咨询师彼此都有怨言,但二者在结构上是相连的。青年们一致表示,就业成功套餐中就业咨询师、授课讲师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去年参与就业成功套餐的一名四年制大学毕业青年说:“就业成功套餐的咨询师和讲师水平参差不齐,运气好能得到优质的教育和咨询,但也有只是形式性咨询、纯属浪费时间的情况。”他还抱怨:“用参加就业成功套餐取得的资格证找工作时,工资被按两年制大学毕业者的水平给,倒不如去找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更好。”
就业咨询师也有很多话要说。受雇于民间委托机构的就业咨询师工资仅略高于最低工资,加班等工作负担又大,因此一直在准备跳槽。既然无法安心为青年求职者提供就业咨询,咨询质量自然下降。尤其在小规模委托机构,几乎找不到有5年以上就业咨询经历的资深咨询师。一位有6年经历的就业咨询师说:“面向青年的第一阶段集中咨询,忙的时候一天要咨询多达8人,这种情况下再完成向地区雇佣中心报告的文书工作,就过了晚上10点”,“加班也没有额外津贴,相当让人失落。”
但政府只想通过改进评价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韩国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解释:“我们正在制定在与民间委托机构的项目合同中将咨询师待遇改善等纳入评价的方案”,“评分下降的话民间委托机构就无法签约,因此可以引导其改善咨询师待遇。”
参与者称“教育等质量下降”
咨询师称“工作过重无法集中”
“应减少民间依赖和对象人数”
◇应减少选拔人数、提高质量=专家指出,比起这种对症下药式的处方,只有解决结构性问题才能减少预算浪费和低效。分析认为,就业成功套餐在提高青年就业率的目标下,政府分配了超出自身消化能力的过多人员,导致教育、培训、就业介绍等绝对依赖民间。实际上,参与就业成功套餐的青年层从2014年的6万8262人增至2015年的13万3472人、2016年的19万2725人,每年激增6万人以上。人员激增,教育和培训只能绝对依赖民间委托机构。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委员李炳熙指出:“就业咨询套餐的对象总数激增至20万人,对民间的依赖也随之绝对加大”,“要改善质量就必须调控数量。”
专家指出,应减少青年选拔人数,追求充实化。釜山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赫指出:“要让就业成功套餐正常运行,培训和就业介绍应由公共领域承担,不能依赖薄弱的民间领域”,“不要执着于统计数字,而要提升质量改善。”
也有意见指出,政府的现场检查同样需要落到实处。政府目前通过雇佣中心等定期检查民间机构,但有声音认为在纠正错误惯例方面仍有不足。政府目前已制度化规定,即使接受就业成功套餐教育,每周也可打工至30小时,但现场民间机构为便于管理,却限制青年不得打工。接受采访的一名青年求职者难过地说:“大学毕业后从地方到首尔生活,需要房租等生活费,但就业咨询师老师说教育期间不能打工,我只能向父母要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