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壬辰倭乱爆发五年前的1587年6月。西厓柳成龙从来到朝鲜的日本使臣的态度中察觉到异样之处。因为与此前不同,日本使臣的举止傲慢无比。而且他带来的丰臣秀吉的书函也通篇尽是高压内容。柳成龙由此察觉到日本正在准备战争。此后柳成龙每有机会便主张必须为对日战争做好准备。然而1589年己丑狱事发生后,东人与西人之间的矛盾深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其后果是东人与西人根本不愿听对方的话。以至于1591年3月,出使日本归来的通信使之间对日本是否会入侵意见分歧,最终未能做好战争准备。1592年起持续七年、把我国变成一片废墟的壬辰倭乱,就是在这种自相残杀与毫无防备之中爆发的。
#2 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位女首相的1979年,英国经济因工会罢工、企业破产和高失业率而一片混乱。撒切尔为治愈这种“英国病”,尝试了国家改造级别的革新。撒切尔经过长达363天的较量使煤矿工会屈服,执政12年间五次修订劳动关系法,重新确立原则。她还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实施了被称为“大爆炸”的金融改革。撒切尔本人虽是大众政治家,但比起人气,她从未有一刻把目光从“重建英国”这一目标上移开。随着大胆的结构调整取得成效,英国经济从1990年代中期起明显好转,1999年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撒切尔由此唤起了国民“重现大英帝国荣光”的自信。
2018年我们将走哪条路?是走国运昌盛之路,还是因内部分裂而自招困境?这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环境并不轻松。从国际来看,以东北亚为中心,美国与中国两个强国的利害关系正在碰撞。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跻身二十国中两大国(G2)行列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提高声调。为应对朝鲜核威胁而部署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之所以演变为国际问题,原因正在这里。我们身处这种夹缝之中,迫切需要为安全找到出路。加之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保护主义浪潮汹涌而来。各种利空正同时袭向我们。
这样的危机,即使全体国民紧紧团结也不易闯过。但过去七个月里,文在寅政府被困在清算积弊这一狭窄框架内,未能描绘出国家未来设计的大图景。政府把清算积弊作为首要国政课题提出后,各部门纷纷设立特别工作组(TF)或改革委员会,一心寻找前政权的过错。问题是不知这将何时结束。清算积弊持续七个月以上,连检察机关都叫苦疲惫,但文总统毫不动摇。文总统表示“承接烛光民意、让国家成为像样的国家,并非一两年内就能完成的事”,明确表达了新的一年也将继续清算积弊工作之意。当然,对过去之事需有冷静的反省与省察,有时也需要问罪。但对过去的反省,只有与未来的准备相连才具有意义。
烛光民意真正希望的,是建成没有特权和违规的公正社会。为此最紧迫的不是人事清算,而是改革法律与制度框架。为何历任前总统的结局都不幸,每五年都要对前政权进行清算?这不正是权力集中于一人的五年单任总统制的弊害吗?那么就应改为能够制衡与均衡的体制。为此,所有政党都应超越党派利益,只看国家前途,共同商议制定合理方案。
经济方面最紧迫的课题是确保新增长动力。在造船、钢铁等原有主力产业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若不能开辟新的突破口,我们只能沦为落伍者。世界各国为掌握第四次产业革命主导权,正在无人机、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汽车等开发上倾尽全力。而我们却被困于种种监管的陷阱之中,新产业的萌芽无法生长。监管自由区法、服务业发展法等支持新产业的法案迟迟无法跨越国会这道墙。教育与劳动体制也仍是与以灵活性和融合为生命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不相符的陈旧框架。在这种状态下与外国企业竞争是不可能的。我国若不想错过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良机,就必须顺应时代变化尽快构建制度框架。
另一点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和谐。至今保守政府偏重资本一方,进步政府偏重劳动一方,而忽视了将两者连接起来。因此政府、企业、家庭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结环节断裂。为振兴经济每年投入巨额预算,政策却空转,原因正在于此。现政府也以收入主导增长为名,重视分配与劳动。但经济若资本与劳动这两翼不能平衡,便无法飞远。这正是也必须推进劳动改革与提升企业活力的理由。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阐明,一种文明的兴亡盛衰并非由自然条件或外敌入侵决定,而取决于组织成员对挑战的应战程度。这意味着即使外部环境不友好,只要我们去做,逆境也完全可以转为顺境。如今留给我们的黄金时间已经不多。应趁国民共识难得形成之时进行权力结构改革,也要推进国家新增长动力的准备工作。还要在G2的夹缝中寻找安全出路。在这样的时刻,若只执着于清算过去,就无法为未来做准备。戊戌年新年已至。政府从现在起也应以长远的气度和宽广的视野,眺望远方未来来治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