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职岗位工作30年以上的高级官僚A某今年拒绝了担任公共机构负责人的提议。虽然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却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刚摆脱就业限制期(退职后3年),若再担任公职相关团体的高管,就要再戴上3年的镣铐。A某说:“即便任期干满,加上3年限制也已超过70岁”,“与其如此,不如继续在民间工作”。
不只是A某。为防止游说而引入的退职公职人员就业限制,正使得利用高级官僚经验和知识的机会消失。相当于我们自己在埋没数十年来用国家财政培养出的官僚人才库。
人事革新处28日公布的2018年度退职公职人员就业限制机构达16690家,比今年增加359家。其中私营企业最多,为15077家,此外私立大学等650家、综合医院476家、公职相关团体180家、社会福利法人168家等。2014年为13466家的就业限制机构,2015年增至15033家,去年为15687家,持续增加。
官僚们一致认为就业限制过于严苛。期限为3年,且成为高级公务员后,与相关机构有关联的地方都不能就业。金融当局内部甚至流传“想去协会就别晋升高级公务员团”的笑话。
退职后被聘为首尔大学客座教授的前经济副总理柳一镐和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周炯焕反而算运气好。相当多部长、次长出身者因就业限制而闲置。公共机构没有就业限制,但即便如此,身份较轻的一级出身者更受欢迎。因为部长、次长级人士要去大型公共机构,而这并不容易。
情况如此,便出现大量“被迫高尔夫族”。他们打着在职时没能打的高尔夫,只是消磨时间。一位前次长出身的高级官僚指出:“基本上3年的时间太长”,“无处可去,只能到高尔夫球场坐着耗着,而他们所拥有的有用知识正被埋没”。
被称为永远的对策组长的前金融委员长金石东,从2013年至2015年约2年间担任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委员。由于他在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担任金融委员长,很难在其他地方落脚。金前委员长此后于2015年4月转任律师事务所知平顾问。如今就业限制期为3年,但2015年3月30日之前退职者为2年。
像金前委员长那样依靠研究院的高级公务员也不少。前金融委员长任钟龙和前金融监督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承雨等曾栖身金融研究院。也有人自掏腰包在市区租下办公住宅,或在不属于限制对象的中小企业挂名,等待就业限制解除。还有人在3年限制期结束后立即转往律师事务所。由于必须闲置的时间很长,人力资源便涌向待遇相对较好的地方。从国家经济层面看,官僚积累的知识和业务经验无法均衡地扩散到民间,最终被埋没。而即便如此,也只有具备金融、税制这类专业特长时才有可能。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强调:“国家用税金发工资培养20多年的人才,既不让给私营企业,也不让扩散到任何地方,这是自相矛盾”,“重要的不是用法律阻断就业,而是各公司自主制定行为准则,防止非法游说”。
专业官僚去不了的位置正由非专业人士填补。金融圈就是代表性例子。在阻断金融监管当局出身者进入金融公司后,韩国监查院人士取而代之。据自由韩国党议员朱光德办公室的资料,2011年至今年7月,从韩国监查院退职的53人中约有一半即27人以理事、顾问、监事等身份进入金融公司。2011年储蓄银行事件爆发后,韩国监查院人士进入金融公司的现象剧增。
偷偷就业的情况也持续出现。据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资料,今年上半年属于就业审查对象的退职公职人员中,有135人未经审查即就业而被查出。其中45人最终被作出就业限制决定。另外,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高级公务员退职者再就业担任韩国电波振兴协会常勤副会长,以及国土部技术四级退职者再就业担任和平工程公司副社长等均未获批准。
还出现了类似“三库存球”的变通做法。由于官僚无法直接前往民间企业或机构,便把在公共机构任职的“老将(OB)”送到不构成问题的企业或协会,再由官僚接任公共机构的位置。目前退职公职人员若要再就业于就业限制机构,须就退职后3年内、退职前5年所任职部门与就业限制机构的业务关联性,以及是否可能行使不当影响力,接受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的就业审查。一旦成为高级公务员团,审查范围不仅是本人直接任职的部门,而是整个所属机构。
官场普遍认为,过度的就业限制是“为捉臭虫烧掉茅屋”。因为无法及时使用国家核心人才。也有建议认为,与其严格限制就业,不如放开,但一旦查出不当请托等违法行为则予以严惩。包括国立大学教授和政界人士在内,登记在国家人才数据库(DB)中的五级以上国家公务员和四级以上地方公务员共有86994人。一位前长官出身人士强调:“就业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利用前官礼遇,或借在公职中获知的信息牵线获利”,“只要贯彻这一目的就够了,但如今一律适用3年,反而堵住了民间社会和企业能够成长的重要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