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韩国大法院院长、各位大法官、法院的各位同仁,以及亲临现场或在远方送来祝贺的各位,我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于1987年被任命为法官,2004年离开法院,以个人律师身份工作了8年后重回法院。有些事情在法院工作时未能体会,而在做律师、直接面对委托人的过程中才有了新的认识。
国民一旦遇到难处,最终仍相信通过法律和法院能够消解冤屈。我认为,这正是纠纷发生后众多当事人向法院申诉冤情的原因。我们理应回应国民的这一期盼,负有努力使法院成为正义殿堂的职责。
然而我国国民并不只是想通过审判实现权利,还希望连冤屈也一并化解。他们认为那才是正义。他们并不把法院视为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而是视为体察并解决自身困难的正义实现者。
但现实的法律制度对法院设有一定限制,使其只能承担裁判者的角色,因而有时无法实现国民所期待的审判。此外,案件增加到在物理上难以承受的程度,也是导致难以对个别案件进行充分审理的原因。
我认为,正是由于国民期待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这种差距,当具体案件中的冤屈看似未能化解时,对法院的信赖便会严重下降。
因此我认为,唯有通过法院与国民之间不懈的沟通努力,让国民理解法院的使命、法院成员的献身努力以及审判过程,法院才能真正获得信赖与支持。
在与各位大法官合议讨论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无论是进步的大法官还是保守的大法官,都只依据宪法和法律为公正而正义的判决而苦思,绝不按个人主观信念作出结论。判决结论的主文虽然简洁,但我知道,为得出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着无数的苦思、研究与讨论。
诗人张锡周在《一颗枣》这首诗中,从枣的红色里看到了此前的台风、雷鸣与闪电,从枣的圆形里看到了霜、烈日与新月的苦难。连一颗小小的枣也不会自己生成。我想说,韩国大法院的判决在宣告之前,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作为最高法院的韩国大法院,其主要职责是最终阐明何为正义。但我想指出,涌入的案件已使韩国大法院难以妥善履行这一职责。我认为,依赖大法官和审判研究官的牺牲与使命感,如今恐已超出可承受的极限。若韩国大法院无法发挥应有职能,法治主义的实现便会相应受阻。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制度改善:既不疏于国民的权利救济,又使韩国大法院能够履行其本职责任。
通过律师生涯,我深知国民对法院的信任、苦恼与叹息,因此无法轻率对待每一个案件。我竭尽诚意努力倾听当事人的声音,审视当事人是否有冤屈。我认为在此过程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深思的时间不足始终令我遗憾。
感谢在我履行大法官职务时与我共同思考、洞察深刻的各位同僚大法官,以及各位献身的审判研究官的帮助。正因有你们,我才能承担大法官这一沉重职务。
同时,我要向为使我能专注审判业务而承担繁琐事务的秘书室孙贤贞秘书官以及历任和现任职员,致以由衷的感谢。
过去这段时间,我埋头于自身与公务而疏于家事,对未曾责怪我并一直支持我的挚爱家人,我要表达歉意与谢意。现在我承诺,会为宝贵的家人分配更多时间。
法官因个人能力有限和法律制度的缘故,必然承担误判的风险。况且大法官作为最高法院的成员作出最终裁决,对误判风险的压力极为沉重。
我虽努力竭诚对待审判,但若因我能力有限未能看清事案的真实面貌而给某些人带来伤害,我借此机会郑重致歉。
我现在要离开法院了。
这段时间,无论在法院还是在家庭,我都得到了过分的恩惠。今后我会在能力所及范围内竭力回报。
我相信在法治主义之下,国家、社会与个人能够安全并受到保护,并将一同参与,以成就永远正义而美好的社会。
各位,请多保重。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