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在春川某处举行的机关长聚会。一位将军像往常一样把洋酒倒满啤酒杯传下去。这时另一位参加者说“我们这样喝一次看看”,倒满啤酒后把洋酒倒进纯饮杯,再放入啤酒杯中。
当时以春川地检检察长身份参加的前国会议长朴熺太曾说:“被烈性洋酒吓到的参加者都喜欢这种方式,此后混着喝的酒文化就传开了”,由此揭示了韩国炸弹酒的由来。
政界的“定论”是,据说炸弹酒由1960至1970年代赴美留学的军人带回,1980年代初在政界、法律界和新闻界广泛流传。曾被视为有权势群体隐秘惯例的炸弹酒,如今早已成为我们社会酒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常客。
虽然酒种不同,但有记录流传称朝鲜后期曾有在一碗马格利中倒入一杯烧酒饮用的“混沌酒”,由此看来,我们的炸弹酒历史也足以与自称原创的欧美“Boiler Maker”相媲美。
特别是与集体主义文化相结合而迅速传播,并在取代昂贵烈性洋酒、与“平民之友”烧酒相遇后,成为二三十岁年轻群体也乐于享用的普遍酒饮。
凭借可减少聚餐费用支出的“经济性”和提升参加者同质感的“团结性”而一路走高的炸弹酒,却因被指为大人物们“妄言、丑态系列”的共犯,而成为负面形象的象征。
从1999年震动全国的当时大检察厅公安部长陈亨九“诱导造币公社罢工发言”开始,第二年当时的外交通商部长官李廷彬因“上电视辩论时每次犯困就看女性旁听者的裙子里面”的妄言而低头致歉。
2006年,前韩国党议员崔延熙因性骚扰女记者事件被逐出党籍;去年,前教育部政策企划官罗香旭把努力生活的国民一夜之间说成“猪狗”的特级妄言,让许多人怒不可遏。所有这些事件的中心都有炸弹酒。
受国政干预事态以及《关于禁止不正当请托及收受财物等的法律》(金英兰法)施行等影响,去年一度冷清的年终聚会据称已恢复到往年水平,与此同时炸弹酒又被人们频频提起。
“这个时代还搞什么酒席年终会”“老古板上司、炸弹酒和祝酒词是三大反感套餐”等抱怨声成为主流。
每年这个时候,“炸弹酒比其他酒对健康更有害”“炸弹酒造成的社会成本有多少”之类的报道也接连不断。但无论哪种酒,过量饮用都会成为身体的毒药、都会导致失误,这是理所当然的。
即便不刻意提起炸弹酒“迅速、平等、团结”的三大基本理念,尽管它自有竞争力,却因真正该消失的部分“不知节制”的酒席文化而遭受指责——在这一年的尾声,炸弹酒的现实令人略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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