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连想象都难以承受的死亡气味与质感无时无刻侵入的星期。连名字都还没有的新生儿在迈出人生第一步之前就画上了句号,深受众人喜爱的偶像歌手在忧郁的陷阱中结束了生命。从交通事故到吞噬老旧建筑的火魔,每当虚妄的死亡接连发生,人们都会紧紧闭上眼睛。因为心里希望死亡的悲剧不要靠近自己。
尽管如此惧怕死亡、想要远离死亡,但"死亡"却不知不觉地漂浮在我们的语言习惯之中。树木枯萎时说树死了,要求调小音量时说把声音弄死,人的气势被折断时也说气死了。在狗血剧里,变得多余的人物轻易地被莫名其妙的不治之症或意外事故清除,游戏中的角色一旦生命耗尽便立刻重置、获得新生命。屡屡谈论死亡,却不曾深刻省思我的、我们的、社会的死亡,这是一种讽刺。
《适当距离的死亡》从城市人文学的层面切入这一悖论——人人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却不与生一同省思死。该书比较了不允许死者拥有一坪空间的首尔,与在生活空间中铺展死亡风景的法国巴黎。并提出,作为反省与省思的场所,城市中需要有掌管死亡的空间。
当然,要跟随这本书的思考,首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思考死亡?斯克鲁奇老头在圣诞节前夜见到来访的幽灵之后,才回顾自己的人生。电影《遗愿清单》中,罹患不治之症的主人公才终于倾听自己的欲望、领悟到关系的珍贵。作者说,"从身边亲近之人的死亡到素不相识的他人的死亡,我们经历各种关系中的死亡,并由此思考自己的死亡",当我们像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的那样,承认死亡是"背对我们的另一种生"时,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市民。
近代以前,大多数文化圈中把墓地置于生活场所附近是普遍的做法。然而,随着城市地价飞涨,再加上近代卫生观念,凡经历近代化的城市,公共墓地都开始被推向城市外围。尤其随着铁路交通发达,墓地成了不再能步行抵达、必须借助交通工具跨越的边界之外的世界。也就是说,它从日常的空间变成了要在特殊的日子为纪念逝者而特意前往的目的性空间。
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驱逐了墓地。作为最早的公园式墓地,拉雪兹神父公墓、蒙帕纳斯公墓、蒙马特公墓至今仍交织着坟墓与花朵、运动的人们和在草地上奔跑嬉戏的孩子。1853年,依照将法国巴黎近代化改造的"奥斯曼计划",巴黎市当局也曾计划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设大规模墓地。但计划遭到巴黎市民反对而被废弃。自此,把死者置于生活场所附近、随时可以轻易探访与追思,被视为国家应当保障的市民权利。
相反,1960至1970年代的首尔,在全国上下奔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墓地仅被视为开发的障碍物,在制定须设于无人烟的偏僻之处、城市外围的规定过程中,对墓地的负面认知扎下了根。火葬场或骨灰堂成了拉低房价的累赘,与在国家层面保障国民墓地权利的法国不同,我们却在呼吁废除自己把死亡置于身边加以思考的权利。
作者提出更贴近地思考死亡,并不只意味着城市与墓地的物理结合。作者建议,可以将现实中的骨灰堂与社交媒体服务结合形成新的追思方式,在地铁站或政府机关设置骨灰堂,或以慰问遗属的庆典等形式,把城市的生活与对死亡的思考结合起来。
在仅120页的篇幅中,作者提供了思考死亡方式的新视角与新解释。最大的领悟在于,生者的权利与死者的权利并无不同,而我们自己却让本应得到保障的这两种权利彼此背离并加以废弃。1.2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