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在国会举行的“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改善方案大讨论会”上,金融当局相关人士表示:“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宜只载入概括性内容,详细事项由各金融公司通过示范准则制定内部规定更为妥当。”因为在金融公司治理结构法去年8月实施后Bando C&S未满一年的情况下,自主形成理想惯例更有效率,而且海外几乎没有此类法律存在的案例。
但这一立场来了180度转向。金融委员长崔钟球提出“最高经营者(CEO)可对自身连任行使巨大影响力,以及不存在有力接班竞争人选的状况正引发争议”后,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崔兴植如同先锋部队一般,指出治理结构制度运行的问题。金融监督院计划于明年1月启动对金融控股公司CEO接班程序等治理结构的检查。
据金融界21日消息,金融当局自上月起突然加大对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的施压力度,“官治”争议随之浮现。当局称并非针对特定公司或特定个人,但几乎无人相信。某A金融公司的一位外部董事反问:“当初制定治理结构法时不作详细规定,如今才逐条指摘,难道不是意在把合胃口的人安排为CEO吗?”
金融公司治理结构一直被评价为经历过去新韩事件与KB事件等试错后,刚刚进入步入正轨的阶段。KB与友利银行的外部董事阵容彻底阻断外部介入,今年下半年KB金融会长尹钟圭成功连任,许寅出任国民银行行长、孙泰昇出任友利银行行长均为内部晋升。部分人士甚至期待,这是否意味着摆脱官治、自主性获得认可。
然而,看到近来金融当局首脑们接连发表的治理结构相关言论,出现了自嘲式的说法:最终是否要回到每三年更换一次CEO的时代。制度实施时间不长,却打着改善治理结构的旗号要赶走已选任的CEO,这与政权更迭后按自身口味搞人事的既有官治并无不同。有人担忧,若再度重演安插降落伞人事、拉下前政权人士的恶习,企业的持续性将下降,每三年一次的排队站位与冲突必然反复出现。KB金融新设实际上扮演顾问角色的副会长职位,内定亲卢派人士、前KB不动产信托社长金正民,被解读为其信号弹。另一家金融公司相关人士倾诉:“我们依法规范并忠实遵守,不知道(当局或政界)是否有想要达成什么的背景。”
海外与在Commercial Act中明确规定的国内不同,CEO任期并未固定,一旦出现业绩不振或特定事由,董事会即刻解职。因此,能够轻易找到具备长远眼光、任期超过10年的长寿CEO。代表性的如JP摩根会长杰米·戴蒙自2005年起已担任会长13年。花旗集团的迈克尔·科尔巴、美国银行的布莱恩·莫伊尼汉、汇丰的欧智华也都担任掌门人5年以上。
由此有观点指出,韩国金融公司也应具备独立性,彻底以业绩接受股东评价。以KB为例,尹钟圭会长收购LIG损害保险与现代证券,稳健构建业务组合,并实现史上首次3万亿韩元以上的净利润,夺回领先金融集团地位,在股东大会上获得99%的压倒性支持而获选任。哈拿金融也在2015年9月KEB哈拿银行成立后的两年间,业绩与稳健性双双趋稳。净利润按第三季度累计计算,从去年的1万零23亿韩元增至1万5410亿韩元;体现资本充足性的普通股资本比率同期从9.56%改善至12.74%,大幅超过年末目标。在稳健性方面,固定以下贷款比率(NPL·不良债权比率)也从1.19%改善至0.73%。韩国某金融公司的一位CEO强调:“接受经营成果的评价并承担责任不就可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