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1 | 고광본 기자

[五位优秀科学家座谈] “跟风、定量评价……口喊研发创新,‘研究积弊’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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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大学电气电子工程系教授李仁揆(左起)、高丽大学电气电子工程系教授安春基、Viromed常务孙美元、蔚山科学技术院能源及化学工程系特聘教授石相日、高丽大学化工生命工程系教授沈相俊20日在果川科学馆参加“一线科学家眼中的研发现实与创新方案”座谈会。

Seoul Economic Daily于20日在举行“2017年优秀科学家表彰颁奖礼”的国立果川科学馆举办了“科学家眼中的研发现实与创新方案”座谈会,与会科学家一致批评了难以专心从事研究的环境。

他们指出,尽管青瓦台和政府表示“将营造能够专心研究的风气”,但文在寅政府上任已远超7个月,现实是完全感受不到变化。每年20万亿韩元的国家研究开发(R&D)资金投向政府出资研究院、学界和企业,但存在以公正性为重点、主要按定量评价进行遴选,产业化成果不足,以及偏离研究主流、追随潮流或看政治环境做研究等问题。还有人指出,“文在寅版研发创新承诺”在国会年内通过无望而处于搁置状态,但执政党、政府与青瓦台均未见全力推动的姿态。以下是由高光本首席记者主持的座谈会问答。

——青瓦台和政府推进研发创新方案,有变化吗?科学家只有专注一个领域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实现产业化,这样的条件具备吗?

△安春基教授=有人指出,似乎只是部门名称变了(从未来创造科学部变为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专注一个领域的研究并不容易。要长期持续原有研究,课题往往落选。不得不把无人机等流行主题反映到课题中。这样才能入选、才能吸引优秀学生、才能获得媒体曝光,但问题是专业领域变得模糊。与中国开展共同研究时可以看到,对方对专注一个领域的课题给予巨额支持。

△李仁揆教授=新的议题出不来。已经做了两三年却没有成果的研究会被回避。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弗里·辛顿,在过去10年的黑暗期获得政府支持,才突破了深度学习技术。我们不论长期还是短期,首先都要求成果。

△沈相俊教授=日本获得众多诺贝尔奖,也是因为一个主题研究一辈子。研发创新法案(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从韩国企划财政部受托500亿韩元以上研发预备可行性研究权,并获授政府出资研究院预算审议权)也在国会搁置,虽然也会想“通过了又能有多大改变”,但变化仍然必要。

△石相日教授=所谓“三责五共”,即每年负责研究最多3项、共同课题最多5项才能获得政府支持,这是向下拉平。中国、日本优秀科学家的研究团队有40至50人,而我们通常最多10人。扩大基础的正当性可以理解,但把研究经费给条件不具备的教授,结果是招印度、越南等国的学生,韩国学生只能用于打杂。出于担心投诉,采取让众多研究者受惠的形式,浪费因素很多。

△孙美元常务=应以一贯的政策培育产业,但政策随潮流摆动,出现很多漏洞。仅以生物产业为例,在走上正轨的过程中正在积累基础,但临床试验前或一期阶段得不到支持,而是在(已有一定验证的)二期、三期才给予支持。

——在提供国家研发资金时强调短期成果的文化仍然存在吗?需要定性评价,现实如何?

△安教授=以一年为单位检查论文,投向好的期刊有被拒稿的风险,因此许多研究者倾向投向层次较低的期刊。难以做出好研究。

△孙常务=生物领域研究范围广而深,出成果需要很长时间。与跨国企业相比人力和资金都不足,但在提供研究经费后又总是强调成果。

△石教授=研究已中断的人,或因“回避制”而由非专业人士评价专业人士的情况屡见不鲜。首尔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该校教授就不能担任审查委员。提高定性评价比重,就会有异议申请或投诉。彼此互不信任。长期没有成果就会以“为什么还一直支持”为由砍掉。审查时过于只讲公正性是问题所在。

△李教授=我参与韩国研究财团和三星未来财团的评审,三星集团的关键词是卓越性,研究财团则是公正性。正是不愿招来非议,才出现了回避制吧。若把公正性放在评价首位,就难以进行“选择与集中”式投资。

△沈教授=跃进课题和创意课题看卓越性,大型国家课题可能涉及政治情形,按公正性来衡量,这样如何?

——企业方面抱怨说,在政府支持下与出资研究院及教授共同研究时,对方只关心发表论文,对产业化成果不太在意。

△孙常务=希望产业化技术不要给研究者太多论文压力。政府的研发资金似乎也过于集中在基础研究。应对提升产业竞争力也给予比重,仅看生物领域,多个部门业务交织,希望能做好共享。

△沈教授=国家研发资金中基础科学的比重实际上并不算高。出资研究院数量多,运营费支出大,也有人指出出资研究院与学界之间重复研究不少。对基础源头技术和商业化技术的投资,应在预算分配阶段就划分清楚。上届政府虽然效果不大,但对实用化技术转让和创业分数给予了比重,应把平衡把握好。

△石教授=既然获得政府支持,理所当然应让研究成果有助于产业,需在论文与产业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科技一线有没有受政治逻辑影响?

△沈教授=我大量参与气候变化等国家项目,无论哪届政权,都会频繁按其口味变化。原本被重视的东西一夜之间被忽视,从评价中被剔除的很多。科学家得竖起天线,对周边环境变化变得敏感。脱核电看起来有些勉强,也可以说是政治逻辑超越了现实立场。国家课题中的重复投资仍然不少。

△石教授=如果把科技视为实现政治的手段之一,那么科技与政治并非无关。

△李教授=此前按照政权的核心关键词包装研究,效率低下的情况很多。准备大型课题时,必须费心揣摩其意图,还要编出故事。(中央与地方的)地区均衡分配等研究之外的因素被赋予很大比重。在科技领域,平均主义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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