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电视剧以同时段收视率第一、内容电视话题指数第一的成绩结束了11月。那就是描写被职场生活与育儿折磨的夫妻在离婚当天回到过去、重新理解彼此过程的《Go Back夫妇》。系里第一名毕业的女主角只能围着育儿转、自尊心跌到谷底,男主角则背负经济责任而备受煎熬,如此真实,让不少年轻夫妻流下眼泪。
仅看一个月前“已婚30多岁女性中三人有一人是职业中断女性”的新闻报道,就可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由于并非新近才有的问题,人们不免陷入“这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吗”的怀疑。韩国男性的家务分担率为16.5%,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低水平,以至于有人公开对年轻女性说,有能力就干脆别结婚。
30多岁已婚女性中三分之一职业中断
韩国男性家务分担率16.5%居OECD末位
生育与育儿负担多由女性一手承担
要增加女性就业,政府与企业必须改变
从保育到老人照护,须扩充社会服务
应引入职务共享等多样化弹性工作制
无论从社会还是企业立场看,这都绝非可取的现象,想必人人都会同意。从明年起,15~64岁生产可能人口比重将急剧下降,即将面临“人口断崖”,令人担忧经济活动萎缩带来的国家层面危机。企业能够挑选中意劳动力的日子也不多了。据说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每1名求职者会有2~3家企业争抢。若坐视不理,近则无法发挥女性出色的能力,远则难以摆脱劳动力不足现象。
对我们而言极为棘手的问题,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的?不知是不幸还是幸运,由男性担任第一生计供养者角色的美国和日本,似乎在女性就业质量方面也和我国一样存在很多问题。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父母中女性在职业发展上遇到困难的比例比男性高出3倍以上(女51% VS 男16%,2015年)。为照顾子女而减少工作时间或辞职的比例,女性也超过男性的两倍。日本的女性就业率在70%左右,但三人中有一人为非全时工作。由于丈夫可享受所得扣除的妻子年薪上限为103万日元(明年起上调至150万日元),已婚女性自然出现减少工作时间的现象。
然而,把目光转向北欧国家,情况就不同了。瑞典由国家直接提供保育、医疗、老人疗养等社会服务。我国保育投资比重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9%,而瑞典接近2%。得益于此,瑞典全日制双职工比重高达68.3%。
荷兰和德国的国家社会服务不如北欧充分,但企业内部的弹性工作相当发达。它们具备多种形式的弹性工作制,从非全时转为全日制也很自由。这些国家中一方父母全日制、另一方非全时工作的比重很高(荷兰50.7%,德国40%),以这种方式协调解决了工作与育儿。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博世为改变保守的企业文化、切实推行弹性工作制,率先让500名管理者体验短时工作。
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为增加女性就业数量、提升就业质量,该做什么?首先,政府的作用最为重要。不仅是保育,老人照护等也需要在社会层面予以保障。
企业也必须大幅改变工作氛围。最近年轻夫妻中,男女应平等参与育儿的认识占据主流。但据说社会和企业不允许如此。不仅按时下班难以实现,以育儿为由请假也要看人眼色;男性员工休育儿假,往往会听到“那小子看样子快要跳槽了”的议论。倡导家庭友好的企业在增加,但大多依然是组织友好,需要努力改变这种企业文化。除自主上下班制和短时工作制之外,还须思考现实且多样的弹性工作形式。国内也有企业为让员工不必顾忌同事眼色即可缩短育儿期工作时间,让从事同一工作的两人通过职务共享,各自只承担全日制工作者一半的工作量。
如今已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候。发达国家先行经历的出生率下降、生产可能人口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优秀人才获取困难等,已是烧到我们脚面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