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利银行配合新政府的生产性、包容性政策基调,自去年10月起将“更大的金融”作为经营口号。该行成立“实现更大的金融工作组(TF)”后,比其他银行更迅速地处理了调整逾期加算利率、注销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设立支持风险企业的专门组织等课题。据悉,友利银行在仅两个多月内就处理并完成了“更大的金融”100项课题中的44项。
尽管去年成功实现民营化,但存款保险公社(18.52%)仍为最大股东,难以摆脱先天局限,只能以“迎合政策的金融”应对“官治”。问题在于,这类现象在其他商业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已成“日常”。
笼罩韩国金融业的官治金融阴影迟迟未能消散。甚至有人指出,比金大中、卢武铉政府等过去的政府,官治反而更加露骨、更加缜密。
因为当局越过法定监管的界线,随意干预金融公司经营的旧习不断重演。业界长期不满之声未曾平息:金融未被视为一个高度化的独立产业,仍被当作教化对象。
官治是削弱银行竞争力的元凶。近期,某商业A银行制定内部计划,将向政府未来五年拟设立的8万亿韩元规模“企业结构革新基金”投入共计4000亿韩元。政府认为,只要该基金运作有收益,民间投资者(LP)不用催促也会出钱。但实际上要充当“钱主”角色的金融公司反应不同:把钱投入边缘中小企业结构调整,怎么可能轻易获利?金融业一位人士表示:“既需要钱,又不想被说浪费血税,于是扭金融公司的胳膊,这还是一两天的事吗?”并称“不如列入长期预算,按可管理的方式支出更好”。
还有另一个事例。韩国金融委员会上月公布减免长期小额逾期者债务的对策时宣布,民间金融公司持有债权的收购财源,将以金融公司“自发”出资的基金来筹措。其还提出逻辑称,逾期者最初无力还款的背景,在于银行信贷审查不完善。金融业立刻出现反对声音:金融公司也有股东这一实实在在的主人,却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征收准税。也有人指出,担忧外国股东提起集体诉讼。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成太胤表示:“即便是官治,也应有保护股东权益这一最低原则。”每逢新政府上台,与核心政策相关的金融产品便大量推出又消失,这一旧习数十年来同样未变。
金融业高度紧张,认为真正的危机可能从明年开始。随着利率上调全面展开,突破1400万亿韩元的家庭贷款和增速较快的企业贷款出现不良的可能性升高。一般而言,利率上调会改善净利息收益率(NIM),银行收益性随之改善。但也有预测称,随着金融当局积极介入利率定价体系,既有常识可能发生变化。信用卡公司、储蓄银行等第二金融圈明年的经营前景也比今年更为阴云密布。因为利率上调推高筹资利率,收益性将大幅恶化。此外,明年起最高利率下调至24%,高息贷款将难以再经营。信用卡行业则因金融当局施压下调逾期利率和特约商户手续费,经营亮起红灯。顺天乡大学IT金融经营学系教授金容河表示:“政府难免感受到想要介入金融公司经营的官治诱惑”,并称“只有在法律框架内自我抑制这种冲动,金融产业才可能创新”。也有部分批评认为,银行业自身已被官治驯化,顺从成了体质。官治的反复不仅是政府的贪念,也是丧失内部竞争力的银行业自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