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微不足道的现象在某一刻打破均衡、开始出现剧烈变化的时点被称为“临界点”。这一术语也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同名著作成为畅销书而广为人知。有观点颇具趣味地指出,以文在寅政府的脱核电、脱煤炭政策为契机进入转型期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同样适用这一临界点理论。该判断认为,若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到2022年将可再生能源(不含新能源)发电量占比从目前的2.5%提高到16%,此后市场便会自行培育可再生能源产业。当然,这也附带前提条件,即必须克服达成16%目标的困难,并须解决政策可信度保障等问题。
嘉泉大学能源IT系教授洪准熙29日在首尔中区奖忠洞悦榕庄俱乐部及水疗首尔举行的第八届2017能源战略论坛上担任第二场主题演讲,论坛主题为“转型期的能源结构……资源贫国的最优模式是什么”。他强调:“到2022年将太阳能、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16%,一旦达到这一‘临界点’,此后可再生能源市场将自行扩散,即便没有政府帮助也会成长。”不过他补充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46个成员中仍排在第45位,从这一点看,达到临界点也存在现实困难。”
洪教授明确了转向新能源结构所需的前提条件。首先,应在法律框架内提出路线图,使市场能够信赖政府政策。洪教授强调:“需要不侵害所有权或已取得合约的制度稳定性”,“政府提出的路线图应在不产生民事、刑事问题的范围内推进”。也就是说,政府若只埋头于政策目标,可能把事情办坏。
他还主张需要“捆绑式治理”和能源政策智库。捆绑式治理意味着,为消除市场对政策一致性和推进效率的疑问,应将产业、环境、国土、农水产领域的政府部门捆在一起,发出一致声音。此外,洪教授解释,考虑到能源问题是交织各种利害关系的社会、政治问题,也需要能够提供洞察与预见能力的智库。
他还提出了缓解能源差距的议题。洪教授表示:“作为新能源市场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一旦扩大,其好处很可能偏向拥有屋顶(住宅)或土地(资本)的人”,“应做好准备,使可再生能源在成为基础能源时能够成为面向所有人的能源”。
相较于可在狭小空间发电的核电,可再生能源需要在分散的广阔区域发电,因而存在选址问题,对此他预计技术进步将解决这一难题。洪教授主张:“政府若要生产37GW电力,需要1亿坪用地,这比国内全部高尔夫球场面积1.54亿坪还小”,“正如高尔夫球场占地大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便,可再生能源选址问题也应从类似视角来看待”。他接着补充:“今后若出现农光互补太阳能等此前没有的技术范式,虽然困难,但问题可以解决。”
洪教授还强调,电能对我们的文明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因此能源结构的转型期是相当重要的时点。他指出:“韩国电力将成本(94韩元)、配送费(5韩元60钱)和利润(7韩元40钱)相加,以107韩元的价格销售1千瓦时电力,这相当于16人工作1小时的支撑能力”,“正因为电能体系是支撑文明与经济最强大的体系,在思考转型期的能源结构时必须慎重”。他最后强调:“在设计政策时应有大气魄,使新能源、新政策、新产业能够以大规模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