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业率创下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新政府虽把解决就业问题列为国政优先课题,但从正在推进的各项政策看,似乎不是在创造岗位,而是在提前迎来就业悬崖。
经济学把劳动需求视为派生需求,即对劳动者的需求来自其所生产商品的需求。也就是说,要增加岗位,在商品需求既定的情况下必须降低雇佣成本;在工资既定的情况下则需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扩大商品需求。归根结底,在增长停滞的状态下,只有确保劳动市场灵活性才能增加岗位;要扩大劳动需求,只能通过废除管制等让企业活动更自由,并通过创新提升生产率。
我国劳动市场患有动脉硬化。功能灵活性、工资灵活性、数量灵活性都很低。企业难以自由地对员工进行转岗调配,年功序列型薪酬体系制约了按生产率设定工资、或随劳动需求变动调整工资的可能性。就业保护强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也属于较强一档。在经济增长迟缓的情况下,若不缓解这种雇佣刚性,岗位难以增加。
遗憾的是,新政府似乎在朝相反方向走。先看就业保护。在我国,一旦以正式职工录用,即便企业经营恶化也难以解雇。陷入严重萧的造船业中,无法进行人力调整的企业只能走向破产,断尾求生的壁虎式生存法行不通。尽管如此,政界如今仍有动向要彻底封堵本已难以实施的经济性裁员。低绩效者问题同样如此。对组织目标不尽责或业绩极低的人,不仅直接给组织带来损害,还会降低成员士气、破坏劳动伦理,从而损害整个组织。如果无法筛除这些人,企业自然只能对招聘望而却步。此前曾推进依据韩国大法院判例明确低绩效者解雇规定的工作,但新政府连这一点也予以废弃。
公共部门的绩效工资制,是以延长退休年龄等“胡萝卜”作交换、或经历劳资纠纷才勉强引入的,如今同样在扎根之前就被当作没发生过。在外部人力使用方面,如对巴黎贝甜下达面包师直接雇佣命令一例所示,派遣法被适用到近乎不合理的严格程度。这与大幅取消人力派遣限制后就业大幅增加的德国、日本形成对照。
除了强化雇佣刚性的政策之外,会加深就业问题的反市场政策也在接连出台。例如最低工资的急剧上调,预计今后将使大量岗位消亡。仅保安岗和加油行业,预计就将分别减少约1万个和5000个岗位。
企业使用转包劳动、有期限劳动、派遣劳动等非正式用工,既是为了削减成本,也是为了确保人力运用灵活性的无奈之举。这意味着对正式职工的过度保护是非正式用工增加、劳动市场两极化、就业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而这种过度保护的背后,是正式职工工会。
我们社会如今似乎被困在把就业问题或劳动市场两极化问题归咎于财阀或大企业的思维框架中。但实情是,受政治与制度保护、以大企业工会为中心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才是问题的重要原因。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度磋商团所建议,当下正是通过缓解对正式职工的过度保护等,推进提高雇佣灵活性与生产率的劳动改革的良机。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在获得工会支持的现政府手中不是要小得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