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政策的核心——最低工资上调、非正规职工转为正规职、劳动权保障等,必然带来成本增加。政府承担是有限度的,最终只能由企业承担成本,而这是不可持续的。”
翰林大学教授崔英琦(前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在Seoul Economic Daily于21日在首尔广场酒店与产业研究院、现代经济研究院共同举办的“1997外汇危机……其后20年”研讨会上强调:“无论是劳资政大妥协,还是劳动界自发的责任宣言方式,总要形成分担成本的结构,最低工资、非正规职政策等才可能持续。”他表示,若劳资不分担增加的成本,价格就会上涨,最终导致消费者购买力削弱、企业雇佣减少等结果,就业政策必然失败。
崔教授强调:“收入主导增长与就业政策必须与产业、公共、劳动结构改革同步推进。”他指出:“文在寅政府称要在公共部门创造81万个岗位,如果能取得国民同意,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增加需求正在上升的公共服务领域岗位是可以的,但不应增加在官治经济下进行管制的政府公务员。”他还补充说:“对于公共部门劳动市场僵化这一点无人持异议,因此公共部门创造岗位必须与工资、人事及工时制度的柔性化并行”,“否则可能不是就业的‘引水’,而成为‘死水’,并必然给下一届政权带来负担。”
崔教授还就文在寅政府全力推进的非正规职转正规职发表了看法。他尤其批评了在工资及职务体系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政府单方面设定期限强行推进的做法。他说:“公共部门非正规职转正规职,只要规划得好是可以的”,但“正常情况下应先确定工资及职务体系再招聘,而现政府以‘送礼式’向劳动者提出条件,之后用人方与劳动者再来计较雇佣条件,因此出现了问题。”他还补充道:“这形同政府追着(劳动者)恳求,在某种程度上使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的框架更难改变。”
他强调,最低工资1万韩元政策的目标不应是扩大劳动者福利,而应是就业质量的改善和小微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他提到:“通过提高工资改善就业质量,短期内雇佣可能减少,但中长期会让职业中断女性和青年产生‘每月拿200万韩元左右还值得一试’的想法,从而使人力进入就业市场”,“由于通过提升就业质量也具有人力高端化的一面,从产业政策角度看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不过他也提到,对于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成本分担,应达成社会性妥协。
崔教授还对过去20年历届政权的就业政策作出评价。崔教授表示:“历届政权无一例外都把就业政策列为首要课题”,“保守派按保守派的方式,进步派按进步派的方式,以提高劳动柔性、确保雇佣稳定等各自的菜单来解决问题,投入了巨大能量。”但在他看来,今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仍以就业政府自居,并把公共部门非正规职工转正规职摆在最前面,反而印证了此前的劳动改革并不成功。
崔教授说:“文在寅政府不应犯下这样的错误:没有制定好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正确战略,在冷水与热水之间摇摆,最终一无所成。”历届政府围绕劳动柔性与雇佣稳定拉锯了20年。保守政权提出的处方是应使正规职更容易被解雇,进步政府则主张韩国劳动市场过于柔性才是问题,应提高雇佣稳定性。但两大阵营持续反复的争论并未取得明显成果。
崔教授说:“从竞选承诺和国政课题来看,文在寅政府着手‘容易解雇’改革的可能性接近‘零’”,“不要去做做不到的事,而应着手可以做到的工资体系改革等。劳动界对于并非雇佣柔性而是工资柔性化的改革,也有参与的空间。”他说:“最糟糕的选择是让民主劳总回到劳资政委员会,试图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大妥协(打包交易)。”他还补充:“应根据缩短工时、工资改革等不同议题,由国会、劳资、政府等不同主体主导讨论”,“政府应把力量集中在改善年功型工资职务体系、建立职务型单一劳动市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