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2 | 빈난새 기자

[1997金融危机…20年后-研讨会]“口口声声强调市场,却只有公共部门臃肿;政府干预之下民间无从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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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已过去20年,但我们封闭的政策范式丝毫未变。嘴上仍然最强调市场,现实中市场却被忽视。”

21日,在首尔中区广场酒店举行的纪念外汇危机20周年“1997汇率危机……此后20年”研讨会综合讨论环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经济与政策的基本框架应从公共主导转向民间主导。若不解决官治金融、臃肿的公共部门、阻滞增长的管制、随政权更迭而变的政策不稳定性等至今拖累韩国经济的痼疾,就无法度过再一次危机。

金融研究院未来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崔公弼表示:“我国在外汇危机当时依靠官僚主导体系较快克服了危机,这是事实,但走到外汇危机这一步,其实也是因为结构过于封闭。”他直言不讳地说:“在足以让山河两度变样的时间里,这种政策范式在质上丝毫未变。”他还无奈地表示:“公共部门依然臃肿,政府相关主体过多,民间想做点什么也无从动弹”,“能发出自己声音的民间只是极少数”。他又强调:“总是重视民间和中小企业,但说民间没有声音、中小企业没有自发性也不为过”,“如果不更加努力走出鸟笼、构建以市场和民间为中心的生态,未来无论出现什么结果都无话可说”。

专家们也对在各类法律制度与管制改革上态度消极的政界敲响警钟。崔主任说:“要转向数字经济,让数据自由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诸多法律和管制改革迫在眉睫,国会在做什么?”他担忧地表示:“若像现在这样在无所作为的状态下浪费时间,我们很可能被彻底淘汰。”

韩国经济研究院企业研究室长金允京也强调:“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推进,但我国企业按国内法连车辆共享服务企业‘优步’或远程医疗服务业都无法起步”,“为激活生产率高的服务业,法案制定与管制改革应以面向未来的方式推进”。他接着指出:“应反思政府的管制与扶持政策是否越过了保护的界限,流向了增长停滞之处。”意即照此下去,以生计型自营业集中度高为特征的我国服务业,不仅服务业生产率,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只会持续下滑。

每隔5至10年政权更迭时政策就摇摆不定,经济主体的可预测性得不到保障,这也是问题。淑明女子大学教授权顺元介绍说:“据最近世界经济论坛(WEF)报告,在我国让企业经营最困难的因素是‘政策不稳定性’”,并特别以“劳资关系司法化”现象为例。劳资双方不做自主调解的尝试,一律走向诉讼,导致制度性解决成本在劳资双方都天文数字般攀升。

专家们强调,要确保政策的一致性与可信度,营造经济主体间对话与共识的文化也很重要。权教授建议:“新政府上台后,产业界与劳动界对同一现象作出了不同诊断”,“要克服我国经济的恶性循环,需要包括劳资在内的经济主体间自主调解的尝试、消除政策不稳定性,以及将两极化事物相互衔接的努力”。崔主任也强调:“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机状况”,“在鸟笼中只顾自身利益的封闭性必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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