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1997年外汇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领域出现了一个共同现象:危机刚过时出现不良征兆的企业数量骤减,但随着时间推移又呈现再次增加的趋势。
实际上,据韩国银行统计,1997年制造业中出现不良征兆企业的比重为30.6%。该数字在危机收拾两年后的1999年骤降至19.5%,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又回升至21.3%。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2010年该比重降至17.4%,去年又反弹至26.5%。
此外,制造业中僵尸企业的比重从1997年的7.9%降至2004年的4.0%,去年又大幅增至9.3%。出现不良征兆的企业指一年中通过经营赚取的资金不足以偿付利息的企业,若这种恶性循环连续发生三年,则被划为僵尸企业。
21日,Seoul Economic Daily与产业研究院、现代经济研究院在广场酒店共同举办“1997年外汇危机……此后20年”研讨会,作为主题演讲人登场的产业研究院统计分析室长吴荣锡对上述现象诊断称:“外汇及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企业的流动性问题大幅改善,但企业的收益性恶化了。”
他分析称,在国家级重大危机刚过时,由于政府积极应对,问题看似已经解决,但潜在风险并未消除,而是以另一种形态缓慢露出爪牙。这一现象按行业观察更为鲜明。将外汇危机后20年间汽车、纺织、石化、钢铁行业的僵尸企业和不良征兆企业比重绘成图表,可看到在1997年和2008年之后触底再反弹的典型“W”形曲线。
外汇危机之后,韩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结构也变得脆弱。据产业研究院分析,在内需和出口两方面均实现增长的制造企业曾占制造业附加值的93.6%,但到2014年降至33.7%。取代其地位的是出口低迷但在内需市场活跃的企业。这些企业在2007年时在制造业中完全没有创造附加值,但在2014年创造了制造业附加值的38%。这意味着仅依赖内需的制造企业影响力已超过在海外创造附加值的企业。
吴室长诊断称:“危机克服之后,伴随劳动生产率低迷的增长率在放缓,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率呈趋势性下降”,“尤其是2010年以后不良征兆企业和僵尸企业持续增加,必须前瞻性地防范第三次危机。”
为克服这些问题,吴室长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前瞻性产业结构调整”。他认为,不仅要考虑企业层面的不良征兆,还应结合产业、品类层面的不良征兆,诊断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并制定应对方案。吴室长分析称:“需要构建能够事前预见不良征兆的体系,使企业能够自主制定应对方案,并引导政府提高政策的灵活性。”
吴室长还认为应降低“SPECIAL ACT ON THE CORPORATE REVITALIZATION”的适用门槛。他主张:“应将企业活力法与强化产业政策功能相结合加以运用”,“应将适用对象从产能过剩行业扩大到全部行业,并将条件放宽为只要满足业务结构变更或业务创新其中之一即可适用,从而加强支持。”
为增强产业竞争力,“产业结构高度化”也十分必要。这意味着要营造第四次产业革命等未来有潜力产业成长的条件,并把握适应低出生率、老龄化社会的商业机会。他还指出,也应同时保留以现有金融界为中心推进的事后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吴室长强调:“近期韩国制造业的低迷,是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分工结构变化等外部因素与生产率、竞争力、收益性低迷等内部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前瞻性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事后型企业结构调整三者协调配合,才能及时应对,从而大幅节省结构调整的国民经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