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1 | 권경원 기자

[金融危机20年后]劳动改革急需“劳资政大妥协”…却因理念与既得利益之争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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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政府2001年在未与劳工界达成社会协约的情况下,发布了包含雇佣形态多样化等内容的劳动市场灵活化方案。政府强行推进相关法案处理后,总罢工和反政府团体的恐怖袭击等矛盾集中爆发。这是劳资政三方未能打开大妥协局面、彼此反目的结果。

最终劳动市场改革搁浅,意大利经济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总理执政期间年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0.9%。由于低增长,自2003年起连续4年财政赤字规模超过加入欧元条件所规定的占GDP 3%的水平。

与过去意大利的案例一样,韩国也曾因未能解开矛盾而一路演变为外汇危机,但有人指出,20年后的今天矛盾管理仍未到位。甚至有分析称,人均GDP的27%被用作矛盾成本支出,而现实是本应调解矛盾的政界反而因各种矛盾而饱受折腾。

◇由矛盾引发的IMF危机,以重建信任化解=1996年12月,包含引入裁员制度等内容的劳动法修正案在争议中被突击通过,随后劳工界持续总罢工。专家分析认为,其结果是金泳三政权的权力流失现象加速,导致在外汇危机前夕的危机应对上失败。

接替金泳三政府的金大中政府一上任便着力于“化解矛盾”。1998年设立劳资政委员会,推动为克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的社会大妥协。

政界内部的矛盾缝合也有所尝试。前总统金大中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国民政府不会进行任何政治报复。”实际上,他在当选人身份时便向前总统金泳三建议特赦全斗焕、卢泰愚两位总统。

由于这些努力,至今仍有许多国民将“国民团结”列为提前克服IMF危机的原因。韩国开发研究院(KDI)10月23日至26日以1000名19岁以上成年男女为对象,就提前克服外汇危机的原动力进行调查,结果54.4%选择了“捐金运动等国民团结”。回答“引入裁员、节约再利用运动等分担痛苦”的比例也达到9.1%。

◇矛盾成本达GDP的27%=尽管国民将团结视为克服矛盾的原动力,但在外汇危机发生20年后,韩国各处正显现出严重矛盾。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社会矛盾指数国际比较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2009~2011年为准),韩国的社会矛盾指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中居第5位。社会矛盾指数意味着相较于矛盾出现的可能性,管理矛盾的能力较低。显示政府行政与制度是否有效管理矛盾的社会矛盾管理指数,在OECD国家中仅列第27位。

因矛盾产生的成本支出也相当严重。据三星经济研究所《韩国的社会矛盾与经济成本》,由于矛盾水平较高,相当于人均GDP的27%被作为成本支付。

实际上,韩国在各个议题上都暴露于严重矛盾之中。金大中政府时期设立的劳资政委员会,因1999年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2016年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相继退出,一直受到沦为“半边委员会”的批评。本月16日包括韩国劳总在内的劳资政宣布恢复社会对话,但全国民主劳总仍未参与。

除此之外,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部署、脱核电、最低工资上调等每一议题上的分歧都未能缩小。

就连本应承担矛盾调解角色的政界也未能解决内部矛盾。面对现政府的“清算积弊”基调,保守阵营以“政治报复”框架进行反击,保守阵营内部围绕脱党的自由韩国党与正党之间的矛盾、亲朴派与亲李派之间的矛盾积怨也在持续。

因此,政界内部也提出了管理矛盾的必要性。共同民主党议员全海澈近期提出了设立承担矛盾调解角色的国家公论委员会的法案。全议员表示:“矛盾若在社会上大幅扩散,不仅难以轻易解决,社会成本也很大”,“有必要通过有效预防和解决公共矛盾来促进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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