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1 | 임지훈 기자

[1997金融危机…20年后-研讨会]“成本负担巨大的就业政策…全推给企业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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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的核心——最低工资上调、非正规职工人转为正规职、劳动权保障等,必然带来成本增加。政府承担是有限度的,最终要由企业承担成本,而这是不可持续的。”

翰林大学教授崔荣基(前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21日在Seoul Economic Daily与产业研究院、现代经济研究院共同于首尔广场酒店举办的“1997外汇危机……那之后的20年”研讨会上强调:“无论是劳资政大妥协,还是劳动界自发的责任宣言方式,总之必须建立分担成本的结构,最低工资、非正规职政策等才能持续。”他表示,如果劳资双方不分担增加的成本,价格就会上涨,最终导致消费者购买力减弱、企业雇佣减少,就业政策必然失败。

崔教授强调:“收入主导增长与就业政策必须与产业、公共部门、劳动结构改革同步推进。”他指出:“文在寅政府称要在公共部门创造81万个岗位,如果能获得国民同意,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但增加需求正在上升的公共服务领域岗位可以,不应增加在官治经济中进行管制的政府公务员。”他还补充:“对于公共部门劳动市场僵化这一点无人持异议,因此公共部门创造岗位必须与工资、人事及工时制度的柔性化并行,否则可能不是就业的‘引水’而是‘死水’,也必然给下一届政权带来负担。”

崔教授还就文在寅政府全力推进的非正规职转正规职表明了看法。他尤其批评在工资及职务体系尚未准备到位的情况下,政府单方面设定期限强行推进。他表示:“公共部门非正规职转正规职,只要规划得好是可行的。”但他也说:“正常情况下应先确定工资及职务体系再进行招聘,而现政府却以‘送礼式’向劳动者提出条件,之后使用者与劳动者再来计较雇佣条件,因此出现了问题。”他补充道:“这成了政府追着(劳动者)求情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的框架更难改变。”

他强调,最低工资1万韩元政策的目标不应是扩大劳动者福利,而应是提升就业质量和小微企业的生产率。他提到:“通过提高工资改善就业质量,短期内可能减少雇佣,但中长期会让职业中断女性和青年觉得‘月入200万韩元左右还值得一试’,从而带来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的结果。”他表示:“通过提升就业质量也具有人力高端化的一面,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是有意义的。”不过他也提到,对于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成本分担,应达成社会性妥协。

崔教授也对过去20年历届政权的就业政策作出评价。崔教授表示:“历届政权无一例外都把就业政策列为首要课题。”他分析称:“保守阵营有保守的做法,进步阵营有进步的做法,各自带着提高劳动柔性、确保雇佣稳定等自己的菜单,投入了巨大精力去解决问题。”但他评价认为,今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仍以就业政府自居,并把公共部门非正规职工人转正规职摆在最前面,这恰恰反证了此前的劳动改革并不成功。

崔教授说:“文在寅政府不应重犯这样的错误:没能制定出到底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完整战略,在冷水与热水之间摇摆,最终一事无成。”历届政府围绕劳动柔性与雇佣稳定拉锯了20年。保守政权提出的处方是应使正规职更容易被解雇,进步政府则主张韩国劳动市场的问题在于过于柔性,应提高雇佣稳定性。但两大阵营持续而反复的争论并未产生明显成果。

崔教授表示:“从竞选承诺和国政课题来看,文在寅政府推动‘易于解雇’改革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他说:“不要去做做不到的事,而应着手可以做到的工资体系改革等。劳动界对并非提高雇佣柔性、而是推动工资柔性化的改革,也有参与的余地。”他表示:“最糟糕的选择是让民主劳总回到劳资政委员会,试图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大妥协(打包交易)。”他还补充:“应根据缩短工时、工资改革等议题,让国会、劳资双方、政府等分别主导讨论。”“政府应集中力量改善年功型工资职务体系,构建以职务为基础的单一劳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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