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金相坤、青瓦台政策室长张夏成、公平交易委员长金尚祖等曾在市民团体活动的人士大批占据青瓦台和内阁要职,文在寅政府中市民团体的权限与作用日益膨胀。权限扩大的市民团体不仅介入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等人事,还深度介入新古里5、6号核电机组建设问题、通信费下调等议题。不仅如此,还在推动公共机构必须设置一名由市民团体推荐人士担任理事的方案。市民团体已经介入公共机构的经营评价,令人担忧其正超越市民团体本应承担的监督角色,变成过度的权力。
据政府和国会等20日消息,文在寅政府将公共机构劳动理事制列为国政课题并展开讨论的初期,并未考虑把市民团体推荐人士也纳入理事的方案。作为劳动理事制样板的首尔市劳动者理事制(去年9月制定条例)也只是为了机构运营中的劳资合作与经营透明性,从在职人员中选出代表的方式,与市民团体毫无关联。
但在将劳动理事制转化为法案的过程中,“劳动理事制”突然变成了“劳动、市民团体理事制”。表面上的理由是广泛听取意见,但普遍看法认为,这是希望扩大影响力的市民团体施加影响的结果。与执政党步调一致推动该法案的韩国企划财政部也认同劳动理事制的宗旨,但对新增市民团体的部分难以理解。
在法案审查(21日)之前,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同样心存疑问。企财委首席专门委员金光默解释称:“公共机构非常任理事应站在客观立场参与决策,而市民团体推荐者的政治中立问题可能引发争议”,“仅凭市民团体推荐难以核验资格,可能把不合格者任命到需要高度责任感的理事职位上。”
也有分析认为,若市民团体出身人士进入韩国电力等上市公营企业的理事会,将对股价不利。延世大学教授成太胤指出:“企业困难时可能作出不符合公司利益的决定,如果不是股东的市民团体推荐者参加理事会,可能拉低企业和股票价值。”与规模较大的公营企业不同,在东西发电等非常任理事约5人的机构,若劳动、市民团体理事各占1名,就占全体非常任理事的40%。专家认为,公司决策可能过度受到经营以外因素的左右。
不止如此。政府还计划按照扩大市民团体作用的方向改革公共机构经营评价制度。若按计划推进,市民团体就等于从公共机构评价到经营全面介入。一位参与公共机构经营评价团的教授表示:“经营评价是需要专业性和专注度的高难度工作”,“若由市民团体活动人士参与,可能难以做出精准评价。”
市民团体的影响力不仅扩展至公共机构,也扩展到整个社会。曾在参与连带、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等市民团体活动的人士被大批任命为青瓦台和政府部门首长,对政府政策决定产生不小影响。上月在讨论新古里核电站是否重启建设的公论化委员会中,紧急组建的“新古里5、6号机组废止市民运动”也作为反对建设一方的代表参与,积极开展中止活动。在此过程中,还引发了为引导“反对”舆论、实际阻止建设而勉强进行组织东远集团的争议。此前在金融监督院院长选任过程中,事实上呼声很高的候选人、前韩国监查院事务总长金兆源(现韩国航空宇宙社长)最终落选,主流解读认为参与连带的反对起了决定性作用。被指违背市场逻辑的政府通信费削减方案,同样源于市民团体的意见。
市民团体的价值在于以第三方立场进行制衡与监督。专家指出,通过参与经营进行直接监督,可能削弱其角色的正当性。从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到新政府成立的过程中,市民团体的功劳人所公认,但也有人指出,近来市民团体作用的扩大已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首尔市立大学教授尹昌贤强调:“承担批评角色的市民团体若亲自成为参与者,那谁来监督市民团体?”“可能出现政府与市民团体各按自身口味行使影响力的问题。”
也有意见认为,由于难以建立严格筛选雨后春笋般增加的市民团体的机制,不应赋予市民团体过度的权力。政府高层人士表示:“也要考虑到来历不明的市民团体越来越多这一点”,“市民团体有必要只忠实履行自身本来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