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0 | 고광본 기자

“IT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助益巨大…文在寅政府也应发挥‘第四次产业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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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金大中政府通过创业扶持政策打造出新的增长动力那样,在造船、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竞争力走弱的当下,应由全政府层面推进‘看得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课题。”

天空湖投资(Skylake Investment)会长陈大济(65岁,见图)16日在首尔良才洞公司总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外汇危机时的创业热潮之后,卢武铉政府的信息技术(IT)政策取得可见成效,这对培育增长动力也是很大助力。”

他在外汇危机后曾任Samsung Electronics非存储芯片部门代表理事副社长,2000年出任数字媒体总括代表理事社长,2003年成为参与政府首任信息通信部长官。

2006年底创业的陈会长首先谈起20年前外汇危机前后的状况。“外汇危机前一年的1996年下半年起,半导体因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出口也不畅,只能压货。电视机库存在Samsung Electronics水原工厂堆得连脚都插不进去。进入紧急状态。在尹钟龙代表主持下,全体高管都写了辞职书,交由李健熙会长择选批准,7万5000多名员工中有2万5000多人离职。当时以3万韩元区间进行有偿增资,却出现大量失权股,以至于向高管强制分配1万至2万股。”

他还谈到了克服过程。“1998年初委托一家名为‘安德森扬’的咨询公司制定革新方案,得到的处方是把企划、开发、制造、营销等职能组织改编为类似小老板制的‘自律经营事业部体制’。原先出了问题就互相指责,获得授权后变成责任经营,发挥了极大效力。我负责非存储半导体,把存储与非存储的会计分开,还把富川非存储工厂以3亿5000万美元(当时合5000亿韩元)卖给外国企业,让Samsung Electronics在1998年勉强没有出现亏损。恰好汇率也升至1美元兑1800韩元,出口增加,三星集团开始正常运转。”

陈会长接着说:“当时与现在不同,提前退休潮使大量有经验的人才流向市场,金大中政府建立创业扶持制度培育IT企业,这有助于摆脱IMF危机”,“虽然全球数字革命还催生了IT泡沫,但当时播下的种子长大了,经过参与政府的IT振兴政策,经济实现了升级。”

他在信息通信部长官任内强力推进“IT839”政策:开展WiBro(移动互联网)、DMB、家庭网络等八大新服务,由此形成三大基础设施(宽带融合网等),并使九大新增长动力(下一代移动通信、嵌入式软件、智能机器人等)良性循环。但信息通信部在李明博政府时期被解散,IT指挥塔被分散,他的政策也失去推动力,遭遇挫折,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最终也未能恢复动力。

他说“现在时间已经不多”,并坦言对文在寅政府“一半期待一半担忧”的心情。同时,他以美国2004年举办横穿沙漠的无人驾驶汽车比赛“DARPA大挑战”为例,强调“看得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必须逐一抓住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工厂等20多个新产业,打造国家级项目。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政府在明年5月左右公告首尔至釜山的竞技大赛,让大企业、创业公司、学界等组成团队,形成5个左右的联合体。由总统直属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张炳圭)召集相关企业牵头组建联合体。技术与知识产权共享,专利许可费结算即可。现代汽车推出自动驾驶电动车与平台,NAVER集团等门户网站、通信公司、大学等以联合体身份参与,就能在3.0级规模上一较高下。总统也去试乘,所有部门一起投入,也要投入预算。据说获得自动驾驶汽车许可的有16家,应该制定总体规划以形成协同效应。”他随后举例说,全斗焕政权时期开发半导体时,三星集团、现代、LG各自单干很吃力,于是让它们联合发力,政府给予预算支持。归根结底,他一贯主张政府应推进能形成国民共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壮大推动力。

“眼下需要的东西很多,如果开发出把噪音和气流降到最低的1至2人用无人机,火灾时就可以代替直升机救人。地震搜索或救援也很方便。用无人机还能监视非军事区,在国防上也有用。两年前我作为创造国防咨询委员,曾提议研制瓦解朝鲜多管火箭炮拦截能力的系统和隐形无人战斗轰炸机。把物联网(IoT)、红外观测器、速度控制、大型计算机、弹道学等组合起来就行。”

他接着列举了推进课题:自然灾害预警防范与水资源管理系统;完全自动化的定制制造系统;利用人工智能的语音对话与韩英翻译聊天机器人;利用物联网追踪并削减细颗粒物成因的技术;育儿与老人护理机器人;高层建筑救人与灭火系统开发等。他强调:“第四次工业革命委员会应与相关部门、民营企业、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共同制定总体规划,确保预算,并对课题进行协调与评估。”

陈会长表示:“与IMF危机之前相比,我们的企业体质已强健很多,但进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后,我们擅长的东西消失了”,强调政府在维持传统产业竞争力、培育新产业方面的领导力。由于模仿发达国家技术的“快速追随者”战略正被中国超越,他还呼吁企业主和经营者要顺应向软件与人工智能社会的转变改变思维。

“过去企业负债比率大多是300%,随着与全球标准接轨,现在已降到50%。粉饰会计等企业主的专横不计其数,外部董事也只是举手机器,公司随意加盖登记董事的印章,而现在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外部董事都要构成背信。结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企业撑住了。问题在于,如果无法转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模样,磨磨蹭蹭五年左右,大部分企业都可能落后。”

他接着坦言:“阿迪达斯把马来西亚工厂迁回德国,通过(智能工厂)革新彻底改变了工序、机器和销售方式,连模仿都很难”,“大企业如此,中小企业在全球标准方面还不到位,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也不足,令人非常担忧。”他还有力地表示,看看中国各领域的领导者,都很年轻,能迅速接受变化,无论是政府、政界还是企业,都应像优步、爱彼迎、亚马逊那样具备革新思维。

对于政府的最低工资、税收、公平竞争政策等,陈会长也建议:“宗旨我认同,但经济政策在现实中可能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必须寻找平衡点。”他举例预测,明年1月起实施的最低工资(每小时7530韩元)上调,也可能与政府预期不同,火星会溅到公寓保安、餐饮业等小微商户以及制造和服务企业劳动者被解雇的事态上。他表示,(尽管我国法人税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推进法人税上调也要考虑全球下调趋势。他指出,如果严厉惩处大企业压低中小企业价格和侵夺知识产权,也要一并考虑企业可能把交易对象和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等海外的一面。他补充说,政界称“企业天天喊苦”,但实际上这种事真的会发生。

他强调:“现政府称‘保守政权的增长优先政策加剧了两极化’,推进营造大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环境、上调法人税、提高最低工资等收入主导增长,这可以尝试”,但“经济中心理很重要,市场上可能出现相反结果,须加以留意。”

他还结合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特聘教授和韩国教育革新委员等经历,力陈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成功而进行教育革命。他说:“应废除灌输式高考,把招生权交给大学,中小学则要通过‘翻转教育’(在家学习后到学校讨论)培养创造力”,“幼儿园也应纳入义务教育,大学缩短为2至3年,只让有创造力的学生进入特殊大学或研究生院,国民终身教育也应义务化。”

/高光本 首席记者 kb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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