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去教训财阀了,所以来晚了。”
这是本月2日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金尚祖迟到抵达扩大经济关系长官会议时所说的话。金委员长在担任教授时期曾带头批评官治经济,但有人指出,自他凭此番言论所示登上手握大权的公平交易委员长之位后,把财阀视为“要教训的对象”,自己也陷入了官治的框架。
根深蒂固的官治在外汇危机20年后的今天,无论进步政权还是保守政权,依然在持续。特别是本应交由市场决定的商品价格、利率,甚至商业银行经营层与民间协会会长的选任,都受到青瓦台、政界和政府等的“influence”影响。政府以监管这一看不见的武器为先导,将官治正当化,市场连抵抗之力都不具备,或萎缩,或只看脸色,扭曲日益严重。
过度官治扭曲市场的事例已在各处显现。代表性的就是最低工资上调。最低工资委员会将明年的涨幅定为过去两倍水平的16.4%。虽说是由雇主方和劳动者方代表决定的,但事实上政府事先定好涨幅并主导讨论已是公开的秘密。然而,为缓解因最低工资过度上调而负担加重的中小企业等的压力,政府投入3万亿韩元预算,出现了“用税金补贴民营企业人工费”的史无前例之事。
在作为监管产业的金融领域,官治扎根更深。本届政府以来,政府公开介入信用卡加盟店手续费下调、法定最高利率下调、实损保险费下调等,就是明显例证。以总统竞选承诺为由介入市场利率或价格,虽令人担忧副作用,但政府的干预政策毫无变化。一旦下调法定最高利率,储蓄银行或贷款公司即便考虑融资成本也无法盈利,因此出现中低信用者贷款中断,甚至如部分贷款公司那样干脆停业的情况。不少人担忧,这样会产生把低信用者赶向非法私贷市场的副作用。信用卡公司业绩恶化已成现实。因加盟店手续费下调,信用卡公司今年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已减少近20%,经营告急。
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朴宰完指出:“(政府控制力强的)中国或越南也不会这样做”,“以前说是官治经济,现在似乎已发展到官制经济的程度。”这是警告:已从20年前的官治经济,恶化为只有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看到的、政府干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僵化“官制经济”。
有人指出,一旦官治摧毁市场的竞争原理,市场扭曲只是时间问题。举例来说,因手续费下调等业绩恶化的信用卡公司,已在缩减人工费而不得不裁员这一点上形成共识。信用卡业界高层人士表示:“对必须看股东脸色的最高经营者(CEO)而言,无论如何都会想达成业绩”,“最终很可能选择减少人工费负担的裁员。”虽说下调加盟店手续费是为帮助小微自营业者,但与市场背道而驰的单方面官治,最终只留下减少岗位的“裁员回旋镖”悖论。
韩国金融委员会内部抗辩称“你以为银行还像以前那样听政府的话吗”,但金融公司却诉苦称,反而是比过去更粗糙的政府干预问题更大。上月,随着加息预期升温,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出现上升迹象,金融委副委员长金容范召集各银行副行长,口头警告称“将集中检查并严惩过度加息”。此事经媒体公开后,大为震惊的银行立即以下调加算利率的方式作出反应。当局或许需要这样的表演,但有人指出,外国投资者等对如此露骨的官治更为惊讶。一位前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在私下场合表示:“并非所有官治都不好,真正的问题是粗糙地(干预)”,“应交由市场自律,同时进行监测,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扩大的迹象,那时再悄悄介入才是必要的。”
在牵涉政府部门利害关系时,官治更为露骨,这也是问题。近来韩国金融监督院的招聘舞弊问题浮出水面后,企划财政部提出要直接控制金融监督院的预算,引发争议。政府意在通过金融监督院迂回控制民营金融公司,而金融委员长崔钟球与金融监督院院长崔兴植同时反对,部门间矛盾已有苗头。类似情况下,对区块链、金融科技等所谓新兴产业的新技术,相关部门正迅速着手监管。因为通过监管由谁先“占下”相关产业,会影响编制与人力的归属,所以部门间的抢先竞争表现为“官治监管”。
有人指出,金融公营企业自不必说,在贸易协会等民间协会和商业银行中,为“位子”而进行的官治介入也不逊于过去地露骨。友利银行一位外部董事表示:“政府不是从未宣布在行长选任过程中完全放手吗”,“如果连已民营化的银行政府都要介入,海外投资者会怎么想?”
另一方面,也有批评认为,对需要通过积极官治推进重组的造船、海运重组,政府反而在介入上犹豫不决。重组以市场为主导虽属正确,但在当前这种紧急状况下,政府应通过介入描绘大方向,一旦要承担结果责任的压力出现,便以“不能搞官治”为由退后一步。最终,官僚只计算自身利弊来选择官治,因此招来市场被扭曲到极致的批评。也有人批评,过去数十年经历“边良浩综合症”的官僚社会,如今一旦觉得可能出问题就先监管的保身主义盛行,正成为韩国竞争力的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