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首次韩美首脑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提及了“韩美日安保防卫合作的重要性与基于规范的亚太秩序”。无论历届韩美首脑会谈还是工作层会谈,美国总是希望写入韩美日共同行动的信息,日本也是如此。但我们虽承认安保上的必要性,却因国民情感和国内政治环境,历届政府事实上一直予以拒绝。特别是基于规范的亚太秩序涉及南海、东海的领土矛盾问题,是我们一贯彻底保持中立立场的敏感外交事项,因此尽管国内舆论对此并未过多关注,这一内容却极为罕见。
随后,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第二天的7月6日,韩美日首脑通过晚餐会谈,再次强调针对朝鲜核威胁加强三国安保合作的必要性。但对基于规范的亚太秩序未作特别提及。这或许是出于不过度刺激同样出席G20的中国的考虑。在韩美日晚餐会谈之前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我方表露了近乎外交失礼程度的不快情绪。这显示出其内心对韩美日安保合作强化、以及在亚太地区形成牵制中国崛起的机制深感忧虑。反过来说,这一刻恰恰确认了: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就可能成为撼动中国的一张牌。然而此后我们却过于轻易地丢掉了这张宝贵的牌。
第一是对所谓“3不(不追加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不纳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MD)、不建立韩美日军事同盟)”的立场表态;第二是文在寅总统在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表示“韩美日安保合作发展为安保同盟并不可取”。本月7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在15分钟单独会谈之后,原定70分钟的扩大会谈仅30多分钟便结束,可以视为美国表达了不快立场。对于首脑会谈共同新闻发布文中提到的“韩美同盟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繁荣的核心轴”这一表述,青瓦台经济辅佐官却表明了完全相反的立场,称因由日本主导,我方无需纳入,这既给对美信任造成问题,又似乎自行收窄了我方对中国的立足空间,令人遗憾。
我们应回到基本点:当前最大威胁是朝核,一切外交安保政策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助于解决朝核问题。从这一角度,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我们也应拥有能够撼动对朝鲜影响力最大的中国的牌。为此,不能只努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而要能够即便让其不快,也能影响其国家利益。若这样对中国讲会如何:“如果中国无法和平废弃朝核,我们只能追加部署萨德,并与美国进行高水平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BMD)合作,韩美日安保合作也只能强化到近乎同盟水平。甚至由于我们在朝核解决上受到帮助,参与已成为基于规范的亚太秩序的印太地区繁荣也在所难免。”让中国把朝鲜视为负担而非战略资产,我们也在其中出一份力,这将成为我们的对华牌。
第二,应打破“不能由日本主导”的禁忌,首先考量是否有助于我方国家利益。特别是就朝核威胁而言,针对我国和日本的朝鲜核武器已经完成,两国同病相怜。韩日两国应把历史问题与安保层面区分开来,彻底协作,努力使美国不因自身安全而忽视同盟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