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并自觉自身的现实绝非易事。人人自认熟悉自己的面容,可一旦真要画一幅自画像,便会觉得“难”,情形颇为相似。他人的面孔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直接看到,而自己的脸却只能通过镜子或相机等映照出的影像去看,或许正因如此才总是模糊不清。一天要自拍(selfie)好几次据说已是现代人的日常,但那是否能坦然称为真正的自己,却值得怀疑。
“韩国抽象雕塑的先驱”金钟瑛(1915~1982)在知天命之年的1964年制作了第一件“自刻像”,1971年留下第二件也是最后一件自刻像。丢勒、伦勃朗、梵高、蒙克、沃霍尔,以及恭斋尹斗绪等留下大量自画像的作家,其共同点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就金钟瑛而言,若把简略的速写也算上,他大约画了100多幅自画像。从年轻时直到晚年,尤其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必定描画自己的面容。正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他似乎认为首先将自我客观化地审视并反省,是艺术活动中重要的德行。这或许是一种省察自身、确认存在、通过冷酷的自我检验以达到自觉的努力。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了40岁的人应当为自己的脸负责”,而金钟瑛又沉淀了十年才雕刻自己的脸。1964年作《自刻像》打磨不足,凹凸起伏的刀痕如世事风浪的痕迹般鲜明。凡事认真的眼神与为惜言而紧闭的嘴唇,如实显露出作家平日的性情。相反,七年后制作的《自刻像》扁平简略,几近抽象雕塑。与富有人性气息的第一件自刻像相比,它甚至散发出观照与超越的意味,仿佛从现实中退后一步。木头上的两个节瘤直接成了眼珠。生动的木纹则安顿为雕塑家年老的皱纹。自然与我浑然一体,充满士人精神的雕塑家算是实现了梦想。
雕塑家金钟瑛常说“表现要单纯,内容要丰富”。对艺术家而言表现是特权也是喜悦,但与士大夫精神相通的“表现的节制”,如同“留白之美”,纵有千言也要有所保留。正因未加表现,才打开了无限的想象可能。尽管如此,这张简单面容上突起的颧骨仍令人想起金钟瑛的脸。因为不对称,甚至令人感到生动。题外话,据说1960年代初曾有崇礼门重建工程,当时出了相当数量的木材,分给了首尔大学、弘益大学等美术院校作材料。学者们大多认为,金钟瑛留下的两件自刻像也是用当时崇礼门拆下的金刚松制作的。因为木质出色,又带有岁月的痕迹。虽是头像,后脑却并不圆润,后脑部分如被切去般扁平,原因也在于使用了建筑构件。
金钟瑛1915年出生于庆南昌原的名门士大夫之家。家族是被称为“万石富”的地主之家,他是长孙。金钟瑛的父亲是因甲午改革废除科举而仕途断绝的士人,一生在故乡做处士。这样一位父亲从金钟瑛五岁起便让长子坐在身旁,教他汉学与书法。虽是乡间士人,父亲通过书籍与收音机接触新事物,金钟瑛也从旁习得。赴首尔求学的金钟瑛在徽文高普二年级时,在报社主办的全朝鲜学生展览会书法部门夺得全国头名。书法的笔法延伸到美术,颇为意外。当时任徽文高普美术教师的张勃(1901~2001)先生对画石膏像的金钟瑛说“像是搞雕塑的人的画”,唤醒了他尚未意识到的才能。据说金钟瑛自己也认为雕塑是能不带东方美术与西方美术成见加以接受的门类,因而选择了它。如日本殖民时期大多数艺术家那样,金钟瑛也踏上赴日留学之路。然而为他出留学费用的故乡祖父,一直以为长孙进的是法学科。在中间充当挡箭牌的是父亲。父亲允许了儿子的选择,说“官吏和法官都在造罪,我的孩子若比作动物就是燕子,不会耗损他人谷物,会清清白白地活着”。后来祖父得知真相大发雷霆时,代其低头的也是父亲。因此金钟瑛从父亲的号“诚斋”中取“诚”字,又加“又”字,自号“又诚”,以此重温对父亲的敬重与思念。
虽曾留学日本,金钟瑛的作品中却无日本色彩。这有赖于他购买西方雕塑家画册自学,自行形成风格。对于讥讽自己作品“像纸人偶”的日本指导教授的挖苦,他也毫不在意。毕业后留在故乡并迎来解放的金钟瑛,1946年接到成为新设首尔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恩师张勃的召唤。但因父丧,服丧期满的1948年起他才出任首尔大学雕塑系教授,32年间培养出第一代雕塑家。以光化门李舜臣铜像闻名的前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金世中,以及全磊镇、崔锺泰、严泰丁、尹明老、沈文燮等一众声名显赫的元老,都是他的学生。金钟瑛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3年,以参加英国国立泰特美术馆主办的国际雕塑征集展的《为无名政治犯的纪念碑》入选。这是韩国人首次在国际雕塑展获奖。当时的评审委员长是代表英国的雕塑家亨利·摩尔,金钟瑛在同族相残的惨酷时期添上了一线希望。以此次获奖为契机,他从表现具体形象的具象雕塑正式转向抽象雕塑。代表作铁制雕塑《传说》以门的形态,密密地贴上铁线与铁片,将分裂的历史升华为抒情的传说。
以其地位与实力,本足以在各处立起大型雕塑,但他留下的大型纪念雕塑只有两件:1957年在浦项立起的“浦项阵亡学生忠魂塔”和1963年在首尔塔谷公园制作的“三一独立宣言纪念塔”。这些纪念塔中没有像一般纪念碑那样煽动性或动感的人物群像。取而代之的是以浮雕刻出的、形似天马冢“天马图”或高句丽江西大墓“麒麟图”的想象动物。这既以连接阴阳两界的守护神形象表达对亡者的哀悼,同时也显露出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自豪。事实上,从日本殖民时期直到1970年代,韩国曾是竖立了320件以上大规模雕塑的纪念碑鼎盛时代,但金钟瑛甚至辞去了政府主导的“爱国先烈塑像建立委员会”的专门委员职务,与之保持距离。看来他并不愿以定型化的英雄人物像来制作纪念碑。
然而其中以国民募捐制作的塔谷公园纪念塔,1979年以大规模城市整治事业为名被擅自拆除,遭受了盖着帐篷被弃置于三清公园的屈辱。此事令作家饱受心灵折磨,最终旧病加重。历经波折,1990年代它被迁至西大门公园,被拆除后又得以复原的纪念雕塑,在韩国仅此一件。
尽管是近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雕塑家,金钟瑛的首次个展却是花甲展。此前他仅与东洋画家月田张遇圣办过二人展,而这迟来的首次个展也是被他人催促推着办的。当时的展览图录中,前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李庆成称“金钟瑛只停留在被赋予自己的生活周边,持续着士人般的生活,是最为孤独的艺术家”,并盛赞其“清贫之心与孤高的艺术姿态”。
自称“不刻道人”的金钟瑛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强调最大限度保留材料本性、最小化人工之手的“不刻之美”。逝世20周年的2002年在钟路区平仓洞开馆的金钟瑛美术馆本馆,也因此被称为“不刻斋”。美术馆入口那棵高大的松树,与木纹生动的自刻像中的金钟瑛极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