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结束为期7天的东南亚三国访问,于15日回国。访问期间,文总统提出了“新南方政策”这一关键词。核心内容是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交流合作提升至四大国水平,贸易规模到2021年提升至与中国相当的水平。即选择东盟作为因高空导弹防御系统(THAAD,萨德)问题而关系受阻的中国的替代市场。在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外交安全领域,东盟也是必要的杠杆。
文总统14日结束“东盟+3(韩中日)”峰会和东亚峰会(EAS)行程后会见随行记者表示:“在东盟国家获得了对新南方政策的共鸣与支持”,并称“决定将合作扩大到基础设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防务产业、智慧城市等领域”。
专家们评价称,文总统的新南方政策在近期的趋势下方向把握得当。但也有指出,如果不制定政府与企业、金融相融合的一揽子战略,新南方政策可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那么新南方政策应从何处着手?产业研究院产业通商政策研究室室长闵赫基当天表示:“东盟10国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5%,高于世界平均的3.7%”,“东盟诉苦于通关系统等基础设施不足,我们应在帮助其解决的同时扩大立足空间”。
但在现实中,新南方政策并不容易。首先,东盟是日本的传统地盘。人口达2亿的印度尼西亚去年汽车市场销售占有率第一是丰田,销量为38万2610辆(36%),是现代汽车集团(1324辆)的288倍。去年东盟商品市场占有率,日本为9.5%,领先韩国(7%)2.5个百分点。
日本裔二代、三代在东南亚地区主流舞台上活动,也是韩国必须克服的课题。因此一揽子战略必须更加精细,并需要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广泛协作。财界一位高层人士强调:“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缺点,韩国应彻底推行伙伴战略”。
日本长期以来在政府层面对东盟投入精力。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2015年东盟地区官方开发援助(ODA)规模,韩国为4亿8068万美元,日本为5亿7009万美元,比韩国多出8941万美元。越南方面,日本ODA为10亿7492万美元,是韩国(2亿1716万美元)的五倍;缅甸方面,日本(3亿5113万美元)与韩国(2123万美元)的差距高达16.5倍。财界一位人士预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起,东南亚地区对日本的好感度就很高”,“正因为日本为其建工厂、提供援助,我们也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出面,国策金融机构提供包括项目融资在内的积极支持,才有可能展开竞争”。
这也是为了不重复“萨德失败”所必需的。若沉醉于和解气氛而再次提高对中国的依赖度,经济上只能被中国所困。目前韩国对“两大国(G2)”的依赖度,出口达38%,进口达30%。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近期表示,因中国的萨德报复,韩国最多蒙受了120亿美元(约13万5000亿韩元)的损失。
日本也为脱离中国而选择了东盟。日本对东盟的投资规模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一度呈下降趋势,但从2006年起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战略。专家表示,这正是2012年与中国发生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争端时,日本能够顶住抵制日货运动的原动力。截至2015年,日本企业进驻东盟的企业数为7351家,占整体的25.2%,比重居第一位。中国为6825家。
特别是近期日本企业中撤出中国转向东盟的案例日益增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以已重组或计划重组海外据点的企业为对象进行的调查显示,15.3%的受访者回答将据点从中国迁至东盟,居整体第一位。尤其是日本近期进驻东盟的企业正从制造业扩展到金融保险业、运输业等服务业领域。
专家们一致认为,韩国要在东盟追赶日本,就应避免只追求短期收益的商人式做法,积极支持对方所需的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为此,共同意见是不仅企业,政府和金融也须同行。现代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李龙华强调:“新南方政策应根据各国特点,以一对一匹配方式进入”,“有必要汇总各国所需事项与可支持经济合作的部分后再行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