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4 | 정혜진 기자

[#为她的创业加油]“知道懂得很多的韩国妈妈们为何不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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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妈妈们明明比埃塞俄比亚的妈妈们拥有得更多、知道得更多,却更不幸福。”

父母教育专业企业Growing Mom的代表李多朗(32岁),2011年时以一家非政府组织(NGO)成员的身份,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承担了为期一年的幼儿园建设任务。距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两小时路程的丹迪沃雷达地区,处于幼儿园入学年龄的儿童超过7000名,但幼儿园只有两所。

她在那里见到了100多名孩子和这些孩子的妈妈。埃塞俄比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860美元(96万韩元),运气好的话女性也能获得教育机会,但大多数人连初等教育都未能接受,成为文盲。李代表所见的埃塞俄比亚女性,怀孕后往往并不知道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她们对女性的身体既无知又漠不关心,生完孩子仅三天就回到工作岗位。埃塞俄比亚的幼儿园不仅是孩子的教育场所,也是妈妈们的教育空间。

“起初我也怀疑,对这样的妈妈们做教育又能改善什么呢。”

李代表挑选并培训在幼儿园工作的当地教师和职员,同时负责对父母的咨询。她采用了即使不会读写文字也能进行的美术治疗、游戏治疗。起初进展缓慢,但吸收速度比在韩国做咨询时更快。一年过去,妈妈们开始想学写字,开始好奇孩子和自己是怎样不同的存在、该如何与孩子建立依恋。还出现了与生计无关、只想养花的妈妈。她们开始关注自己了。

“作为咨询师,我遇到了此生难再的学生。她们照给的原样吸收,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中,短时间内大步成长,肉眼可见。”

◇只有我的表停了 #职业中断女性

结束一年半的埃塞俄比亚派驻期后回到韩国。就业并不容易。在非洲的时间,被社会视为“空白”。虽已婚但还没有孩子,因此被归类为“潜在休职者”。在“打算什么时候怀孕”成为必问题的面试中,最好的回答也只是“我会做到不影响公司”。在被数十家单位通知落选后,终于收到录用消息,上班当天却得知自己怀孕了。

“完了。”

这是看到验孕棒上两道红线(怀孕阳性反应)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对孩子来说这是件长久歉疚的事,但当时她不得不先考虑自己。传达怀孕消息后,公司的反应明显充满尴尬。虽然没人直说,但周围的气氛变了。

“感觉自己是带着缺陷进去的。这辈子从没成为过别人的负担,那种混杂着忧虑的眼神我实在承受不住。苦恼之后和丈夫商量,写了辞呈。”

那是她并非自愿成为职业中断女性的瞬间。李代表至今讨厌“职业中断”这个说法。

“其实妈妈并不是只有工作才算完整的人。也有妈妈把育儿和家务作为职业来选择。但重要的是‘是否出于选择’。大多数人是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离开职场,所以才会一直对工作念念不忘。”

2013年秋天生下孩子后,仅三个月就以自由职业咨询师身份开始活动,也是因为对工作的渴求。那时她连创业的念头都没有做过梦。“好像只有我的表停了”,这种感觉让她不安。

“怀着孕走在街上,别人都在忙碌地生活,只有我的表停着。要是就这样结束了怎么办。原来做妈妈是这么孤单的事。”

重返咨询工作后的两年里,从在学校讲课,到面向青少年的网络咨询、面向成人的移动端咨询,凡是自由职业者能做的咨询工作她都试过。尤其在为妈妈们做咨询时,惋惜之感尤深。想起埃塞俄比亚的妈妈们,“韩国的妈妈们拥有的多得多,为什么更不幸福呢”,这是让她心痛的地方。

◇要不要试试创业?

“从企业营销到线上育儿社区,信息多到不能再多。但信息过剩反而让妈妈们更加病态。没有人告诉她们辨别真正需要什么的标准,也没有万一出错还能折返的安全装置。我自己也是专家,但对妈妈们来说专家太遥远了。”

她说出这样的苦恼后,丈夫提起了创业的话题。她觉得荒唐,反问“让我开咨询中心?”,丈夫却说,解决苦恼的方法也可以是事业。从度假返程的飞机上,她一直想着丈夫的话。回家路上,她在社交网络服务(SNS)Instagram上开了一个名为“Growing mom”的账号。她分享作为妈妈的生活故事,也发布记录埃塞俄比亚经历的文章。带上#妈妈日常 #育儿日常等话题标签,开始分享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做的游戏、在与孩子建立关系时要注意的语气、管教方法等。内容积累起来后,出现了“如果10年前就知道Growing Mom,我应该会给孩子更多机会”这样令人感激的反馈。

“现在回看,那其实是掌握消费者‘痛点’的过程。和妈妈们交谈、看留言,相当于做了一场关于妈妈们最想要、最需要什么的焦点小组深度访谈(FGI)。”

◇妈妈也会经历成长的疼痛 #GrowingMom

去年3月,她参加了谷歌园区首尔举办的面向妈妈的创业支持项目“为妈妈的园区”第2期项目。她见到了各种准备创业的妈妈,对一直只走咨询之路的她来说,创业变得触手可及。

她在谷歌园区做了第一次路演(投资说明),但反应并不理想。投资机构对妈妈们的问题似乎比想象中更不关心。而且要说服人们心理领域具有商业性并不容易。她想,再带着事业计划书去听一次反馈,不行就放弃。

就在那时,一位妈妈通过Instagram消息约她见面。这位妈妈曾在证券公司工作,因育儿成为职业中断女性,正在做全职妈妈,她说想学习咨询,前来请教。两人意气相投,而对方明显具备她所缺乏的商业思维。这就是帮助把当时仅停留在内容层面的“Growing Mom”事业化并落地的副代表李慧琳。

“成为妈妈的那一刻,从外部看身体变弱、似乎是社会需要照顾的存在,但其实从内在来说,那是真正在变强大的时期。妈妈自身的伤口和弱点会影响孩子和丈夫。所有妈妈在度过母职时期(Motherhood,即以妈妈身份生活的时期)的同时都能成长,也有理由成长。”

让成为妈妈之后的人生得到成长,这就是Growing Mom的口号。李代表决定在不给家庭经济造成太大负担的范围内创业。所幸入选了政府支持项目,得以制作面向妈妈的教材,这是很大的帮助。此后,直到与企业客户签约成功,两位创业者一直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坚持。

“Growing Mom”最大的两大业务支柱是线下教育和与企业的合作。以此前的教育为基础,把妈妈的心理数据化,形成Growing Mom式的教育内容,线上通过NAVER集团门户的妈妈与孩子频道及自有网站进行分发,再以此为基础在企业或百货店文化中心等开展线下教育。这是一根支柱;另一方面,在企业推出育儿相关产品的阶段或营销阶段进行合作,基于正确的信息制造产品、开展营销,为企业赋予专业形象,同时向妈妈们提供正确的信息,这是其目标。

◇全体员工都是妈妈的初创公司

李代表说,她想以不像初创公司的方式慢慢走。问她“不像初创公司”的标准是什么,她说,如果初创公司是尽快打造盈利模式、观察市场反应并为修正而要求组织成员加速,那么她则是让员工能够兼顾家庭与工作。这家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是员工全都是妈妈。

“如果提出过分的要求,就只能放下家庭。这不是我们最初所追求的。”

因此,“9点到6点”的上下班时间对妈妈们也不合适。为了送孩子上幼儿园、接孩子回家,妈妈们稍晚一些上班,先在4点至5点下班。之后即使在家加班,至少也能做完孩子需要的事,这是她的想法。这家公司没有单独的午餐时间。因为大家一致同意,与其用一小时吃午饭,不如在那段时间集中精力、提前一小时结束工作,去陪孩子。

她自己每周也有两次去幼儿园接五岁的儿子敏厚。除去去幼儿园的时间,她注意让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要比以前大幅减少。

李副代表将于本月中旬生产,另一名员工也在孕期。孩子一旦患上水痘或红眼病等传染病,公司立刻给假。因为李代表比谁都清楚,孩子得了传染病连幼儿园也送不了时有多为难。

正因如此,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因为她必须证明,带着孩子的妈妈创业者,在带领一家由正在养育孩子或怀孕的员工组成的公司的同时,也能生存下来。

到目前为止,公司已成长到不投入资本金也能给员工发薪水的程度。为配合今年签下的合同提供多样服务,年底计划招聘多名妈妈员工。

她最感遗憾的是,女性无法摆脱超人妈妈情结。她解释说,现实要求人当超人,但即使不是超人,只要社会稍加帮助,就能兼顾工作与育儿。

李代表的目标是,今后妈妈们生下孩子时,不会像她那样说出“完了”。

“希望妈妈们不用跑远,在育儿时就能马上得到帮助,即使不接受我们的教育,也能在身边接触到Growing Mom的讯息。首先得证明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才可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哪怕一滴好的影响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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