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大学讲座教授朴永哲是1997年外汇危机的活见证。他在危机爆发七个月前就警告过外汇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爆发后又在幕后指挥救助贷款谈判。此后也是如此。他历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公共资金管理委员会民间委员长、韩国银行法工作组(TF)委员长等职,在剧烈动荡的韩国经济中心多次协助克服危机。Seoul Economic Daily在高丽大学的办公室采访了朴教授,以“外汇危机20年留下了什么”为主题,倾听他对韩国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洞见。
朴教授以“看不到文在寅政府经济运营的框架”诊断当下,并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997年,我们在经济政策方向不明的状态下,对做什么、怎么做争论不休,结果被外汇危机卷走。20年后的今天,要想不因同样的问题重蹈覆辙,政府必须尽快提出经济运营的综合蓝图,并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就是说,外汇危机过去20年了,我们政府与国民的危机应对能力仍在原地踏步。
他指出:“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收入主导增长、创造就业、创新增长、公正经济,相当于要开一辆四个轮子的汽车,但对于这些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问题如何协调,却没有大蓝图。”他接着表示:“如果不展示政策目标之间的关联性与一致性以及具体的执行计划,不让人对政府政策有信心,今后再有危机来袭时就无法妥善应对”,“不仅是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家庭以及外国投资者都将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他还说,这与1997年底外汇危机前夕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相似。当时,先后击垮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外汇危机阴云笼罩,我国政府却在经济政策方向上摇摆不定。汇率政策就是典型例子。我国政府与经济专家从1996年底起多次讨论是否容许被高估的韩元币值下跌,但最终未能得出结论便迎来了外汇危机。朴教授回顾当时说:“在汇率防守、金融市场开放、企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无法就如何应对达成共识的过程中遭了难”,“没能为国民指出可供准备的方向。”这正是他强调政府高效政策协调与明确政策方向的原因,同时也是他担忧现政府不应重蹈覆辙的背景。
对于新政府的增长政策“四轮论”,他诊断为“相互抵触”。朴教授说:“提出了许多好目标,但它们之间并不互补。”为实现收入主导增长而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创造就业就会出问题;为创造就业而扩大公共部门雇佣,创新增长就会磕磕绊绊。如今说也要为创新增长加力,但具体蓝图尚未出台。而在此期间,作为保守政权十年的反作用,亲劳工政策获得力量,创新增长必不可少的劳动灵活性与生产率提升被搁在一边,社会整体的反企业情绪也使企业投资无法复苏——这是他的诊断。朴教授惋惜地表示:“看不到各项经济目标如何相互衔接的整体框架,也看不到具体计划”,“企业抱怨工资成本增加,家庭抱怨收入没有上涨,处于缺乏信心的状态。”
最严重的问题是,不确定状态持续下去,将无法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与战略。事实上,也不断有警告称,以企业负债急速膨胀的中国为起点,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遭遇一场大的金融危机。据彭博统计,中国的总负债从200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2%增至2016年的260%,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320%,速度快得史无前例。朴教授担忧地表示:“有很多意见认为,未来两年内世界经济可能以中国为震源再次陷入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引发的危机真的发生,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我国。”中国是占我国出口25%的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一旦动摇,靠出口为生的我国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相当冲击。他建议:“在像现在这样外部危机可能性被提出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应对终究是关键,而在这方面韩国没有准备好”,“应尽快理顺各项政策目标之间的合理性,让国内外经济主体确信政府能以何种政策同时维持增长与稳定。”
在此脉络下,朴教授强调,要真正推动相比其他三个轮子较小的“创新增长”,必须按照能促进企业投资的方向重新编制产业政策。他表示:“韩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外汇危机后的20年间企业投资意愿相当萎缩”,为打破这一局面,“应像卢武铉政府时期那样,重新尝试政府与企业合力共同选定有增长前景的产业并集中投资的政策”。2003年卢武铉政府成立仅17天,时任产业资源部长官尹镇植便与五大经济团体会面,就共同推进新增长动力挖掘与企业监管改革达成一致。随后在4月初与民间共同组建“下一代增长产业发掘企划团”,选定十大增长动力产业,还具体制定了官民联合投资计划。当时选定的下一代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未来型汽车等,正是如今养活我国和世界经济的主力产业。
朴教授说:“确立公正经济是理所当然的目标,但现在只听到‘要整治财阀’的说法,没有‘如何与财阀合作’的说法”,“即便过去大企业有过失,也需要就如何朝着有助于投资、就业与生产的方向加以纠正进行讨论与妥协。”他接着表示:“可是现在社会上反企业情绪弥漫,政界也一味埋头于清算积弊与分合聚散,处于无法达成共识的状态”,“要营造企业能够投资的氛围,首先必须恢复政界达成共识的能力。”
外汇危机之后寸步未进的劳资关系也是如此。朴教授直言不讳地表示:“1998年成立的劳资政委员会到20年了仍未正常运作”,“阻碍创新的劳动市场僵化是需要在政治上解决的问题,但每逢政府更替,劳资关系的天平就摇摆不定,连劳资政之间的对话都很困难。”劳资政委员会在1999年2月民主劳总退出之后,去年韩国劳总也宣布废弃劳资政协议,已沦为名存实亡的机构。朴教授指出:“如果在劳动条件、劳动市场制度、退休年龄等社会与政治层面达成共识,经济政策也能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地制定”,“但如果政界无法促成共识,相当长时期内也难以解决。”
外汇危机已过去20年,制造业以外的产业发展依然缓慢,这也是问题。朴教授特别强调:“服务业的落后与低生产率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如今服务业也在相当程度上演进为出口产业,强化我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是必不可少的。”金融业也是一样。他批评道:“过去20年我国相对GDP的金融资产急剧增加,金融部门在数量上变得庞大,但效率与生产率依然很低。”
仍在大学授课的朴教授在一番直言之后,最后强调的是“希望”。他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给年轻人希望”,并叮嘱道:“如果年轻人感到被疏离、空虚,觉得在韩国生活看不到希望,那么像我这样的老人和这个国家也没有希望”,“提出社会共识与愿景是政府和政界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