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3 | 노희영,김기혁 기자

[1997外汇危机……那之后20年] “经济陷入过度政治化陷阱……总统应主导‘施罗德式劳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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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的20年间,韩国经济沦为政治的下位概念,陷入了过度政治化、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陷阱。在整个经济生态系统中,既得利益势力的串通体系不断固化,生态系统本身正在下沉。这与20年前陷入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一模一样。”

1997年11月21日韩国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救助贷款后,曾亲自指挥与IMF谈判的NEAR财团理事长郑德龟13日在首尔汝矣岛NEAR财团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如此表示。在这位恰好于20年前亲历货币危机的前官员眼中,大韩民国依然在下沉。

郑理事长指出:“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在保守政权10年、进步政权10年期间,各政权都按照自身的意识形态标准推行经济政策”,“经济被政治和意识形态逐步浸润,丧失信心并趋于萎缩”。他尤其批评,过去的政权在构成经济的“劳动”与“资本”两大要素中只偏向一方,呈现出骑独轮车的态势。

郑理事长说:“意识形态化的政党政治使主力部队(政权更替)每五年换一次,由此出现的现象是,保守派骑着资本这辆独轮车前行而无视另一边,进步派则以劳动为中心骑独轮车”,“但独轮车骑不久。要骑得久,就得用两只脚骑。”他感叹道:“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前总统也是用两只脚骑车的”,“进步与保守都只骑独轮车,结果官僚们也弥漫着‘忍五年就行’的自保主义,不愿动起来。”

郑理事长尤其强调:“每五年更替一次政权的总统五年单任制,加上现行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使政治串通结构不断固化”,“如今应当超越进步与保守政权,打造兼顾劳动与资本的双轮车经济”。

他对政治风险日益增加表示担忧。郑理事长指出:“经济风险有三种,即政治风险、金融风险以及官僚的运营风险”,“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国内政治风险急剧增大”。

郑理事长还表示,政治和意识形态过深介入经济与市场的政治过剩现象不断加深,导致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经济生态系统受到扰乱。经济生态系统的各主体——企业(生产者)、家庭(消费者)、金融与福利(分解者)本应各司其职,形成“生成—成长—消亡—再生成”的循环,但现实并非如此。他说:“韩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全部纠缠成零和式共存体制,已经到了完全不谋求变化的程度”,“这与20年前陷入长期萧条泥潭的日本状况类似”。他警告,如果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角色分工得不到妥善确立,政治、经济、社会各部门的生产率下降,就可能出现“生态系统的反叛”。

郑理事长还提出:“外汇危机后的20年间,政府的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未能创新而以失败告终,正在孕育另一场经济危机。”他指出,以金融政策为代表,把银行改造成控股公司,结果变得像财阀一样,回避责任却把权限全部行使。随着政治上强势的人开始出任控股公司的会长,人事上始终无法摆脱官治金融,银行也持续依赖政府。

郑理事长批评称,金融机构未能妥善管理贷款,抱着一大批僵尸企业,由此才发生了大宇造船海洋和韩进海运事件。他说:“外汇危机后,对不良银行投入大规模公共资金将其救活,随后又以要打造收益基础为由,政府对银行间存贷利差串通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们轻而易举地赚钱”,并批评时至今日韩国金融并没有多大改变。他遗憾地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本应从根本上改变产业政策,把附加值链结构改造成能够与中国竞争的形态,但并没有做到。”

郑理事长说:“韩国经济这艘船要想不倾覆并平稳航行,必须有复原力和推动力”,“韩国制造业基础雄厚,因此复原力扎实,但推动力已变得非常薄弱”。他指出,由于全球对韩国制造业存在需求,出口增加使复原力得以确保,但以潜在增长率为代表的推动力正在急剧下降。郑理事长表示:“今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3.0%,但这来自出口和财政”,“给病人喂粥(投入财政),病人就能有力气吗?”

他还表示:“工资在涨,但不干活,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市场正在松弛”,“文在寅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也应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与劳动共同构成经济的资本层面,郑理事长诊断称:“边缘企业太多,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降。”

郑理事长认为,韩国经济随着生态系统变化而推动力下降,出现了停滞现象,因此必须确保推动力来加以克服。他强调:“美国和欧洲等地实现零增长却不至于漂流,是因为船本来就很大,即便推动力弱也能战胜浪头”,“像我们这样中等规模的船,必须要有推动力”。

郑理事长评价,值得庆幸的是,与已形成无法变化结构的日本不同,韩国仍有重生的可能。他说:“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过度政治化这一点上相同,但日本进入自民党一党独裁体制后形成了厌恶变化的DNA,变成了无法改变的结构。”相反,他诊断称,韩国经济只是被过度政治化和过度意识形态化“腌渍”了,本质上是充满动感和活力的,因此只要政治率先垂范摆脱过度政治,重生的余地很大。

对于20年过去仍隐隐浮现第二次货币危机可能性一事,郑理事长强调:“只有大韩民国政治率先垂范、文在寅总统首先站出来摆脱政治过剩,我们的经济才能重新复活。”他尤其强调:“(文在寅)总统应首先努力打破生态系统中固化的断裂与串通”,“需要出现像领导了包容性社会劳动改革的德国前总理格哈特·施罗德那样的总统”。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提出了旨在国家结构调整的“2010议程”,并推进了被称为“哈茨改革”的劳动改革,包括放宽企业解雇条件、缩短失业津贴发放期限等。但众所周知,他本人却因这一成功的政策在下一届大选中落败。

他说:“现在是应当就未来10年、20年如何打造基础条件展开讨论的时点”,“需要在修宪的同时改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并进行道德重整,以追求国家共同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这位前官员当天提出的话题,或许都是我们早已知晓的内容,但也让人痛切反省:20年间竟无一人率先站出来推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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