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韩国企划财政部在如今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主导下增税讨论升温之际,制作了坚持反对增税立场的内部报告文件。在福利支出方面,确定了各类年金和保险支出通过提高保险费率解决、其他福利支出通过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筹措的方针。
但企划财政部的这一立场,在一年多后就变得不复存在。因为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打出了提高法人税、所得税的牌。与此相应,企划财政部也不得不改变内部方针。企划财政部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每次在国政监查中被问为何一年间就改变立场,既憋闷又伤自尊。”
保守政权之后进步政权上台,需要180度转向的工作并不只有税制。曾在东西发电社长任上引入绩效年薪制的企划财政部第二次官金龙进,在新政府下负责废除绩效年薪制的工作。3万亿韩元规模的最低工资支援,在企划财政部内部也曾有“荒谬的想法”的氛围,但被青瓦台和执政党的要求压下。
脱核电也是如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在脱核电政策的决策及其具体化过程中,产业部事实上被排除在外”,“产业部的意见连青瓦台都上不去,也没人听我们的话。”
实际上在推进脱核电的过程中,产业部能源政策线的负责人全部更换。特别是新政府上台后,产业部因被评价为一直推行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政策,地位相对萎缩。产业部的空缺由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取而代之。产业部一位书记官表示:“过去有一种肩负大韩民国出口和产业的自豪感,干活也有劲”,“现在书记官和事务官之间常说,何必那么努力工作,没有成就感。”
雪上加霜的是,司法调查寒流正在压缩官僚的活动空间。近来锂等矿产资源价格暴涨、油价也在上行,但实务人员干脆撒手不管。
崔顺实事件的余波依然存在。目前政府正在推进服务业创新战略,但金淇春前秘书室长等人使用过的定制医疗等领域连提都不敢提。因为可能受到市民团体以及顾及舆论的青瓦台的反击。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强调:“连检察机关和韩国国税厅都因清算积弊而被搅得不可开交”,“最近所有责任都被推给个人,以致官僚之间甚至会说,表面上服从,背后为了不担责任是不是得无视上级指示。”
情况如此,外界看待官僚社会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有人推辞监管我国金融市场的韩国金融监督院“二号人物”首席副院长职位的情况。
企划财政部精英公务员跳槽民间的潮流也在延续。一位前高级官僚出身人士解释称:“做过官僚后到民间工作的人,绝不会再回到官僚岗位”,“并不是没有拯救国家的使命感,而是在听证会过程中会丢脸,或者年纪大了再去做官僚,一旦受到三年就业限制,还会产生经济问题。”
专家们一致认为,新政府不信任官僚,使情况更加恶化。据传其将卢武铉政府时期房地产政策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官僚。据官僚们透露,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委员长金振杓曾以“部门汇报时多是换个封面”整肃官僚纪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对官僚们大加斥责:“部分经济部门好像还不知道政权已经更迭。”对于在企划财政部反对之下青瓦台仍强推提高法人税,甚至产生了“金东兀被绕过”这样的新词。
官僚士气低落和消极不作为带来的损失,完全由国民承担。一线公务员表示,官僚社会的保身主义更加严重,发掘未来产业或大胆尝试放松管制的努力正在消失。政府一位相关人士呼吁:“新政府成立至今才过去约6个月,但官僚的疲劳感前所未有之大”,“至少因政权更迭而必须做与原来100%不同工作的岗位,是不是应该换人?”
保身主义加剧,迎合政界和青瓦台过度承诺的事情也不少。前共同民主党国民经济状况室副室长朱进衡就曾针对韩国雇佣劳动部要求巴黎贝甜在25天内雇用5000多名面包师,批评称“沾染保身主义的官僚对亲工会倾向强烈的新政府过度效忠”。
前任长官们建议,官僚如何用取决于总统。意思是公务员的特性并非为特定人服务,而是看国家和政策做事。一位前长官出身人士强调:“如果因为曾在前政府工作就敌视官僚,什么都干不成”,“归根结底,公务员取决于人事权者如何使用。”






